㈠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
组织过多，虚设职位过多，闲杂人等过多，不勤俭节约，吃喝成风。
㈡ 中国人为什么埋怨税负偏高
他们表示理解政府的这种高税收政策，因为通过税收政府给了他们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来自，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方面的保障。
上周，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偏低的言论一出，引起了广泛争议，学者、网民更多的人表达了对这种结论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的税负偏高。
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多少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即便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差距很大。
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曾发布过中国宏观税负为18％的研究报告，贾康所长按照IMF的标准测算认为2007年宏观税负2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按照已有的数据做了测算，2006年为34.8％。同一年，美国这一比例为28％，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0.5％。
我们暂且不纠缠于这种数字税负，还是听听微观层面的感受吧。
我问了两位税务系统人士，对目前中国税负水平的评价。两位毫不犹豫地说“偏高”。
其中一位从个人税负角度认为，中国实际个人所得税税负可以说比较高。5％到40％的税率本身就不低，何况中国人在教育、疾病、赡养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并不从税前扣除，这些生活支出都在交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高，一些差旅补贴和交通补助都要算收入交税。
在很多国家，赡养支出是要从家庭收入中扣除，不缴税的。Tangruoji的父母在美国都有工作，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儿，她说她家缴纳的所得税比同学家的多很多。因为同学家只有男主人在工作，妻子在家照顾未成年的三个儿女，所以有很多扣除和优惠。
如果买的房子每个月需要还贷款
，那么也会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一部分。
郑新业说，在美国1％的富人在缴纳着40％的所得税。Rose 、Tangruoji和Paul认为，感到税负高的都是中高收入阶层。Tangruoji说有钱人多纳税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社会环境。
在澳大利亚有些小企业也有抱怨，缴纳的税收都养了懒人，但Paul说，大部分人还是能理解这样的制度。
目前，从国税总局和财政部相关数据和官员发言可知，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2/3左右由工薪阶层缴纳。而高收入者的划分是按年所得12万元为界限的。如果年所得12万元算高收入的话，中国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占总的个人所得税的1/3左右。
另一位税务系统人士则认为企业的税负偏高，尤其税收征缴力度比较大的地区。他们曾经测算，一个生产型企业的税收占其利润的30％到40％。但很多企业认为税要多于利润。
格力电器（000651）
1996年上市以来，缴税123亿，利润99亿。
还有很多企业抱怨，社保缴费都由企业和个个人承担，负担实在太重，这个成本占工资的42％。
在税负的感受上，中国与欧美澳大利亚的国民都一样，多数认为税负偏高，但在税收收入的使用支配上评价却大大不同。
Rose 对美国政府使用税收支出最大的不满是过多用于战争，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其他方面，他觉得还可以。Paul对澳大利亚政府在使用税收收入上比较满意，因为给了国民各方面的保障。
澳大利亚近期将托儿所也纳入政府补助范畴，每名家长将孩子送进托儿所时可以获得政府一部分的入园补贴。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提供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近年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民众在医疗、教育、赡养、住房、养老方面的支出占据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相应的保障体现还没有完全建立或保障水平不高。因此中国人对税收的疼痛感显得比较强。
中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的确很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这个实在太少了”，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一直主张政府减少行政方面的开支，扩大社保方面的支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由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出版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的比重却在下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也在过去15年一直呈下降趋势。
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左右，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
同时，按照蔡继明的统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
㈢ 中国的行政成本为什么这样高
“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实质是由行政机构膨胀、人员庞杂所导致。”彭真怀指出，这不仅造成行政机构人员经常性的开支、工资、办公费用等的高涨，而且造成行政摩擦、效率低下等“九龙治水”的现象。他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国家财政共投入9000多个亿的资金，但分派给了11个部门。结果资金使用效率很可能大打折扣，“一些资金甚至被用作修建楼堂馆所。”周天勇也认为，目前的五级政府，层级过多，造成了机构的重复设置，直接导致行政成本节节攀升。多位专家认为，五大原因造成了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首先，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上述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二十多人就有一个属财政供养。其次，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目前，对职务消费缺少明确的标准和限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在彭真怀看来，目前对包括行政公务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更偏重预算的制定、偏重支出规模的合法性，但对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管理和效益评估，“其实，也并不是没有标准和制度，关键是标准得不到贯彻。”其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一方面政府支出没有全部纳入预算，还存在大量的不受监督的预算之外的政府性资金。另一方面，即使是预算内，行政成本也未见详细的数据公布。而且，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叶青指出，我国预算编制存在着编制力量不足、时间不够长、内容不够全等问题。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专门有一个队伍在编制预算，从总统的预算管理局到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一般要编一年，再交给财政部门去执行。”特别是对目前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制衡机制，周天勇指出，“目前的状况是我来编预算，我来花钱，我来监督，人大对此的监督作用效果不明显。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目前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在管理和服务中缺乏效益观念、公共财政的理念、紧迫感与责任感，出现‘敞着口子花财政钱’的现象。”再有，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周天勇认为，部门利益对财政改革形成了较大的阻力，各部门预算外的一些收费、罚款等，财政部门难以制约。而且，“收支两条线改革”也许助推了上述部门利益合法化，“本来很多不合理的收费，应该停止收取，但现在是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把不合理的收入合法化了。”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点”之一—公车消费为例，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我国目前公车消费的数据，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3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周天勇认为，“行政成本特别是公务消费节节攀升、公私不分等现象严重，长此下去，不仅影响政府形象，也会拖垮财政。”]
㈣ 人为什么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人为什么不愿意认错？
1.虚假记忆惹的祸
我们的态度和信念可能会扭曲我们的记忆。回忆过去时，对于那些原本就没有被记得很牢的故事，我们会将一些细节拼凑成一段符合自己观念的、完整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片段可能是当时真实的，也可能是道听途说、甚至凭空捏造的。
被指出错误时，人的记忆也可能发生扭曲，他们会把记忆按照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编排：可能会歪曲细节、改变事件的顺序或者索性将一些不利于他们的部分忘却。而这个过程是无意识进行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3.我们只相信我们已经相信的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当我们从其他人那里接受一个新的讯息时，我们会将它们和自己的信念进行比对，我们会认为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是理性的，而不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是错误的，我们还会觉得那些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之存在偏见、不够理性，根本不会意识到是自己的信念出现了错误。
4.沉没成本太高昂
沉没成本指的是过去做出的决策造成的、无法被收回或改变的成本。沉没成本越高，人们就越倾向于去维护已经做出的决策，因为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意味着之前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都是无效的浪费。比如，一位男士已经和女友交往八年，觉得彼此并不合适，但他感到自己已经投入了近十年的时间，沉没成本太高，所以他不想承认他们不合适，也不想分手
哪些人不容易认错？
1.不相信人格会改变的人
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一个人倾向于相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他们就会更愿意承认错误、并负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如果一个人相信人格是固定的，他们会更倾向于不承认错误。
这是因为，相信人格可以改变的人把犯错当成学习的契机，他们相信自己的可塑性，希望通过学习来使自己变得更好。他们把认错看成是学习的机会，也更珍惜这些机会。
相反，认为“人格不变”的人相信，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糟糕/愚蠢的人，并且由于人格无法改变或提升，他们将永远都是这样的人。
2.智商高的人
心理学家指出，高智商的人更不容易认错。因为他们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聪明的人对往往自己的智商过于自信和依赖，他们习惯于快速地思考、快速地给出答案，而忽略详细的思考的过程，也就很难看见其中存在的盲点。
另一方面，由于聪明的人习惯被夸奖、习惯了自己是正确的一方，所以一旦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会为了维护“我聪明、我是对的”这一认知而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
3.回避型依恋的人
回避型依恋的人是自给自足的，他们不向依恋的对象去寻求支持和安慰，并习惯性地用防御性态度去面对他人。而一旦承认自己会犯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并不完美、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防御遭到了威胁，因为他们不想依赖他人，也不希望他人依赖自己。
4.自恋型人格的人
自恋型的人的自我认知是夸大的。在他们心中，自己是完美的、全能的，是不应该犯错的。被他人指责时，他们会采用撒谎或者否认的方式掩盖自己的问题，以避免戳破自己虚幻的全能感。
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愿承认错误的人，你该如何改善现状呢？
我们该如何科学地承认错误？
1.从他人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做错的事情。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对方，面对这样一件事，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犯错者的哪些行为会让你感觉好一些？你会希望犯错的人怎样补偿你？
2.做个详细的补偿计划。
你需要在承认错误的同时拟订一个详细的计划，清晰地标明哪里出了错、造成了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以及你该采取哪种方式消除这些影响。
3.真诚地道歉
心理学家指出，一个有效的道歉需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a.完全承担责任
不要把错误推卸到别人身上，也千万不要责怪你道歉的对象，即使你认为Ta也有错。除此之外，不要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或者在言语上降低错误的严重性。
b.说明/做出赔偿
你需要做好赔偿对方的准备，这里的赔偿除了金钱上的之外，还包括你可能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注意。
c.表示你的感谢/欣赏
当你道歉时，记得告诉对方，你来道歉是因为你欣赏对方的人格、重视与对方的关系，因此不想失去对方。
㈤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了会不会失去竞争力了
生活水平高些了，工资水平也就高了，随之而来的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已经影响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特别是比较低端的制造业，有的就搬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去了。
㈥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现在的生活成本太高了
天天吃饭喝水都要花钱，你说生活成本高不高？大多数人又不是明星，要是每个人都有几千万几个亿，可以随意潇洒快活，想买的就买，那肯定很多人很开心，现在人活着太累，生活节奏太快，每天都要花钱，所以生活成本比较高，连看电视剧都要充值Vip，听个歌也要充VIp，吃个热干面还得5-6块钱，你说为什么生活成本高？疫情期间，什么都涨价了，这个社会就是金钱社会
㈦ 你怎么理解在中国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事实
在中国，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违法，由于中国人多，造成好多违法的现象却得不得治理，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消耗，使得在针对大型重大的案件时，警局才会出动。
㈧ 什么是导致我国纳税成本负担量居高不下的两大因素
征管因素可能是我国税收征管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自1994年以来，中国税务机关就设有国税、地税两套机构，长期以来都被各方广泛诟病，被认为是推高成本的罪魁祸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两套机构、两套人马，就需要两份行政办公经费和工资支出等等，与一套机构相比自然会增加不少税收成本。
另外，税务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征管流程需要进一步优化，税收信息化程度亟须继续推进，税务干部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税收意识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税务中介发展程度仍然较低等等，这些征管因素都从各自角度解释了中国税收征管成本较高这一现象。
从其他因素看，总体上中国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政府机关都存在资金使用效率偏低、“三公”消费支出居高不下的现象，而且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等部门之间协调联系制度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些都对中国税收征管成本偏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㈨ 中国税收征税收成本高，纳税成本高为什么
对税务部门征税成本审计调查情况显示，征税成本管理中还存在着人员支出水平较高等问题。
征税收成本高和纳税成本高，主要还是信息化手段不高，很多征管工作还要靠人工完成，比如大厅服务、税务核查、税务稽查。纳税人遵从度不高也会影响到征税成本。纳税成本高主要是税制复杂，比如增值税的抵扣制度、发票开具等。
㈩ 中国将进入高成本城镇化时代，城镇化成本为什么越来越高
中国城镇化之所以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其实原因非常的明显。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三，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在长达几十年的招工生涯中，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保险、合同的理念，很多人到沿海去打工，过去的几十年都没买过保险，也没签过合同，就这样顺顺当当的过来了。但是现在企业招工，政府有关部门会强制要求必须签订用工合同，必须购买五险一金，这样企业的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总结，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成本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原材料的价格尤其是土地的价格变得高不可攀，再一方面，企业的各项社会开支成本也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