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利用机会成本的原理，试分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出权衡选择，
摘要 所谓的机会成本就是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再做别的事情，造成利益的盈亏，比如说现在上完大学你可以选择去读研或是毕业参加工作，参加工作时候面对大学毕业生庞大的数量，自己的竞争对手比较多，这个时候选择读研提高文凭，相对的可以减少竞争人数，但是在人生最黄金的年华却会减少了发展的机会，成败利弊就需要权衡
㈡ 如何利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来帮助决策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还指厂商把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行业当中去可以获得的最高收益。利用机会成本概念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是：1、资源是稀缺的2、资源具有多种用途3、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4、资源可以自由流动
㈢ 选择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关系
机会成本(或备择成本)的概念表述了稀缺与选择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对任何人来说,如果有价值的实物或活动并不稀缺,那么,所有人在任何时期的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就没有必要去从价值各不相同的备择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也就没有必要去进行决定哪种需求优先的社会协调过程.在这没有稀缺的幻想环境中,不存在错过,放弃或损失机会取舍的问题.一旦稀缺被引入,需求就不能都得到满足.除非存在着能够预先决定有价值最终产品分配的"自然"约束(比如,2月份苏格兰的阳光),否则,稀缺既直接地在备择的最终产品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又间接地在公共机构或在为社会相互作用,并产生最终产品选择的程序安排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选择暗含着拒绝和挑选备择品.机会成本就是特指拒绝备择品或机会的最高价值的估价.它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具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的选择物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机会成本与选择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不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注意,它不是那种没有有效地参照选择的"某种一定是"的价值.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有时候讨论预计要发生但没有发生事件的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既然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代表一种丢失或已损失的机会,因而把这些价值定义为机会成本是无意义的.一旦选择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承认就会得出几种含意.第一,如果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物中进行,一些人不一定会进行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作出决定的人必然成为选择者.由此得出第二种含义.没有选中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即机会成本,一定是存在于参与选择的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而不是其他.因此,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第三个必然结论是,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它存在于选择者头脑中,并且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同时,不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一种资源,商品或货币信度.第四,机会成本人是存在于作出选择决定的时刻.在此以后它立即消失.因此,这种成本从未被实现,这种被拒绝的选择物从不能被享有.在选择和机会成本二者关系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这里,成本必须具有超前或向前看特征.机会成本,即选择者所拒绝的选择方案的价值,是选择的障碍;但是,在选择者选择到更喜爱的选择物之前,它必须被考虑,估价,直到被拒绝.当然,在任何具体的选择中的机会成本,会被以前进行过的选择所影响,但是相对于选择本身来说,机会成本影响着选择(Choice-influencing),而是被选择所影响(Choice-influenced).成本的其他概念机会成本与成本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区别,最好按照影响选择或被选择所影响这两类来解释.事实上,一旦做了选择,出现后果,结果很可能包含着效用损失,不论对于最初作出选择的人或是其他都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些损失(不论估计的学是实现的)称为成本是意义的,但必须认识到,这些通过选择决定的成本,由自身定义可知,不能影响选择本身.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人愿意采用期限三年的分期付款计划购买一部汽车.形成并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购买者对所拒绝购买的备择品的估价.在上述情况下是该货款所能够支付的购买物的估计值.在考虑了备择物的潜在价值,并决定购买汽车之后,须要履行偿债计划.每月必须支付,通常把这些支付称为汽车的"成本".只要贷款到期并必须按时支付,这个人将非常清楚,他正蒙受效用损失.然而,作为影响选择的要求,这些"成本"是不相干的.从效用维度看,选择后果不能资本化这是造成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家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这里产生的区别.他们常常用"旁置成本不再相关"的论调表明,选择的后果不能影响选择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成本表和成本函数(它们必定隐含着成本的可测量性和可具体化性),经济学家们把成本从选择过程中分离出来.会计师们也基本持有同一观点,他们通常严格按事后或受选择影响的方式估计成本.这些由会计师估计的"成本",不能准确地反映损失值或失去的机会.在决策之前,可以把数量估计引入备择行动工作计划.但这种对机会成本的估计是会计对没有进行的项目的估计,而不是对已择项目定值的估计.正如前面所言,只有选择才会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由定义成本不能"溢出"到其他人中.当然,也可能某人的选择会使其他人蒙受损失,把这些损失称为"外在成本"有时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外在成本是选择的障碍,它衡量了失去的机会,如果人们愿意考虑这些外在成本,并按自己估计的效用值对其进行计算的话.机会成本和福利准则在分析和应用机会成本理论时,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将理想人的市场反应的结果推广到为非市场环境的决策者定义规则或准则.在市场充分均衡时,大量买方和卖方分别选择,产生了可以用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正式描述的那种结果.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竞争过程的作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此外,上述等式描述的一般均衡状态满足某些特定效率准则.价格可被观测,客观上是可度量的.市场均衡的一个条件是,任何一种商品的所有单位的所有相应交换价格都相等.根据这种相等关系,可以看出,由于交易者的均衡条件要求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边际成本在客观上也是可度量的.由上面讨论可推知,如果边际成本可以测度,通过迫使决策者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独立于与竞争过程本身的资源"有效"利用.上述整个逻辑来源于对机会成本的误解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每个交易者按照适当的数量关系进行调整,使他的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所有交易者边际机会成本均等于适当的,统一的价格这一事实表明,直到上述条件满足为止,所有交易者都具有调整商品数量的能力.它并不意味着在客观意义上边际机会成本与价格相等可以独立于数量调节过程.考虑一个理想市场.市场中存在种商品,其统一的交易价格为每单位1美元.交易者预期的机会损失值为1美元.在客观决定的价格下,只有调整商品数量,交易者才能使其主观经验与预期的效用损失相等.在采取活动过程中所放弃的预期比活动过程中的预期值更不具体,更难以度量.选择双方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除市场选择,没有其他法能使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因此,任何指导"管理者"在非市场环境中用成本作为确定价格基础的"规则",必定是没意义的.然而,由机会成本定价确定的福利准则还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批评,它与可度量问题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忽视第一种批评,并且假定边际成本可按某种方式度量,指导"管理者"用成本确定价格的原则也必须依赖于"管理者"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更像机器人,而不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为什么"管理者"会遵循这一规则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成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管理者"生活在非市场环境中,这一事实保证了他没有义务承担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增减.然而,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他自己的收益或损失,不论在选择之前还是在选择之后进行估计,都与在选择前本金的估计值完全不同,并由选择后的本金承担.机会成本与制度选择如上所述,在缺乏预先配置的"自然"约束条件下,存在稀缺必然存在选择,不论直接从最终"商品"中做选择,还是间接地从最终配置决定的规则,制度和程序中进行选择.上述第二类选择中的机会成本须进一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用制度化程序分配稀缺资源会消除上述意义上的"选择",在这方面它近似于上面提到的"自然"约束.分配结果可从某些制度过程操作中得到,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从最终备择状态中选择,因而没有任何主观上经历的机会成本.然而,尽管在成本和选择之间缺乏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桥梁,我们仍然可以估计不同的配置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选择值.在一系列制度决定的配置中,这些预期值损失的形式会归入理性选择计算,这种计算包括各种备择制度程序中较高水平的选择.在这种高水平的选择中,即使"选择"这个词的标准用法没有包含在资源配置中,它只单独使用,机会成本也为选择的负方出现.考虑一个极端例子.一座楼房有两套互相分开的恒温器装置(高温和低温恒温器);规则是每天用一个均匀的硬币在两套装置中"选择"高温或低温调节.即使个人没有单独地,或做为集体中的一员做出选择,如果恒温装置是高温而不是低温的,他研究可预期的潜在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投掷硬币"选择"的温度设施对个人效用具有影响,其影响可以在实际"选择"之前预估.然而,只要常规程序实际上持续不变,在任一天,使用某一恒温装置而不是另外那种恒温装置的损失的预期值不能代表机会成本.为代替均匀,等重的硬币,假定现行制度允许楼房中所有投票表决,每天早晨由大多数人"选择"的结果确定该日的恒温器装置.再假定表决团体的人数很多,一个人对预期的多数派结果的影响很小.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程序中,正如投掷硬币一样,没有人真正在备择物的最终状态之间选择.每一投票都面临十分不同的"赞成"高温或赞成低温的制度内选择,众所周知,任何人对结局的影响都很小.在他所面临的选择中,在这个术语的任何完全的价值意义上,每个表决者既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他人合理地考虑最终备择状态的预期损失.假如对个人来说低温恒温装置的预期损失为1000美元,如果他认为自己只对表决的结果有1‰的影响.则损失的预期效用值按交换标准仅为1美元.这1美元代表赞成高温调节的机会成本的交换标准的值.既然同一结果(数值可能不同)对所有的投票者都成立,则没有人按收益和损失充分估值进行"选择"."选择"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都未充分考虑效益——成本的制度程序.在相关机会成本意义上,有效选择成为各种制度的选择.当然,在很长时期内(在上述温度选择例子中为多日),一个制度中做出的"选择"的结果可能成为其他制度做出选择进行比较的资料.当个人面临各种制度中的一种选择时,只要他知道他对选择负有个人责任.那么全部机会成本逻辑就与制度或体系选择水平相宜.然而,只有当每个人在有关的团体中确实成为各式各样制度规则的选择者时,这种结果才得以实现.只有威克塞尔(Wicksell)一致性规则在制度体系选择的某些最高水平上生效时,从而任何人都具有潜在的抉择权力,才能预期选择的备择机会成本进入并形成个人决策.总结机会成本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它的基本定义(即稀缺存在时因选择而失去的机会值)上看,这一概念简单,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在分析买卖双方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时,在概念的严格定义中出现的复杂性质相对而言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想让机会成本逻辑扩展到市场环境中时,不论在指导决策的规范确定上,还是在制度内部或制度之间的选择的应用上,所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表明,就连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也需要予以分析和澄清.(詹姆士.M.布坎南(JamesM.Buchnam)着)
㈣ 机会成本在经济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生活工作中普遍存在“机会成本”问题。正确分析机会成本，理智做出决策，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工作中的“机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机会是人们在决策时可选择的项目。客观上可能存在很多项目，但对某个人来说，有些项目是他无法选择的，这些无法选择的项目就不是他的机会。“机会成本”中所指的机会必须是决策者可选择的项目，决策者不可选择的项目不是他的机会。
第二，机会之间是不可兼容的，面对多个机会，选择了一个机会，就只能放弃其他机会。
㈤ 什么是机会成本，理解机会成本有何意义
机会成本指的是你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放弃其它机会所付出的价值。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参加了一个活动，可能你就失去了在家写作的时间，那后者有可能成为你的机会成本，万一你的这篇文章获得了十万+，还有一个很好的关于我的例子，在两年前参加了石头橙举行的六哥分享会，当时报名费是30元，但是参加完活动以后，我以六哥为榜样，后来的人生像开挂了一般，一路小跑。但假如自己当初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我失去的机会可不仅仅是30元了，可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位安于现状的职业者。
为健康答疑解惑，营养界最会手绘的医生（微信公众号：王霞般若）
㈥ 机会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给你两篇文章吧。
《机会成本概念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分析》
机会成本概念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分析
在我们引进的经济学概念里，“机会成本”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它不仅活跃于经济学理论学术界，而且深得现实经济生活里各方面的器重，甚至于扩展到了政治体制、法律观念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至于在金融投资、股票、证券行业里，“机会成本”常常与风险概念一并使用，成为投资决策与风险判断的最重要的方面。不谈“机会成本”而言投资者，多半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投资者。
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它是指在生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一种货物占用资源而不能用于生产另一种货物的价值。换言之，就是当一种资源只能用于生产一种产品时，未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价值大小，就是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如一批钢铁用于生产机床时，它们就不能被用于生产汽车，生产汽车产生的价值便是生产机床的机会成本；同样，当钢铁用于生产汽车时，生产机床产生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的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生产者只能在不同的产品生产决策上做出选择，择一而须弃另一，择得合适，便是机会成本低下，经济效益好；相反，择得机会成本高者，经济效益就不好。由于机会成本并不是实际选择定的生产产品的成本，它更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
无疑，这是一个很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概念，当它从生产领域引入到投资领域后，投资资金便作为资源来看待了。在投资的选择上，择一而不能投另一，便有投资的“机会成本”考虑。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无一不是在投资项目的多方面对比与选择后才完成的，那种被列于选择，而最后又没有投资的项目，自然成为了机会成本的计算主体，在这一主体上投资可能得到的全部的价值收益加上投资价值量，就是被选择定的投资的机会成本。
当机会成本概念引入投资领域时，相应地，人们对于风险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投资活动里，人们通常只从投资活动本身计算成本，如投资咨询成本、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成本、投资的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它构成了投资的实际成本。一个投资项目或对象，只有耗费于其上的各种支出才是成本计算范围内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投资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投资后产生的收益，投资成本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收益的多少，它与投资活动范围以外的项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这种成本概念下的投资风险，也就是投资后可能没有任何收益，而且可能损失投资资本的结果。有了机会成本概念之后，投资者便将风险的范围扩大了，如果投资的项目或对象虽然得到了收益，但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没有达到投资于另一个项目或对象可能产生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说，投资实现的收益水平并没有高于机会成本，这便是投资的不成功，投资没有得到“机会”性收益，投资决策错误，与此相关的投资决策与活动就是风险巨大型的。
正是这样的投资机会概念和投资风险概念，使得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考虑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投资者不再简单地将投资的直接收益作为评判投资成本与否的标准，而是将收益与风险和“机会成本”联系分析，对投资的成功要求大大提高了。相应地，人们推出了新的风险分析办法，并且推出了大量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与方法，试图在任何一次投资活动中，都取得最大的收益，或是将风险降低到最小水平。金融衍生产品就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
应当说，当前的金融衍生产品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还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它似乎在表明，凡是与金融活动相关的产品，无一不可以来“衍生”一下，利率可以，股票指数可以，外汇可以，债务当然也可以。因此，我们目前还根本细分不了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大体与金融活动相关的期货、期权、调期、回购等都在金融衍生产品范围之内。因此，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定义为已有金融产品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新的投资对象。显然，作为投资对象，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就是清楚的：一是避免风险功能；二是投机套利功能，投资就有投机的可能，金融衍生产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对象，投机功能就是强大的。就金融衍生产品的避免风险功能而言，在投资者风险概念扩大了的情况下，金融衍生产品的这一功能似显得更加招人喜欢，也更显得地位突出。
以股票期货指数为例来讨论。对于单个投资而言，股票投资可能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投资之一，这就产生了投资避险的要求。股票指数期货正是应这样的要求而“衍生”出来的产品。对于一个有多种股票的投资者而言，股票指数期货就是最有效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了，它以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一定时间后，股票的价格真的下降了，投资者手中的股票贬值了，他的投资受到了损失；但是，股票期货也下跌了，他通过买入股票期货来对冲，赢得了期货市场上的正向收益，结果，该投资者没有损失，或许还能赚点，最普遍的情况，便是损失得很少。
同样，如果一个投资者卖出股票后，做了空头，股票价格上升，而且显示出了继续上升的热头，这对于投资者是一个损失，他需要别的方式对这种损失进行补偿，于是，他需要买入股票期货来避免这种风险，如果股票市场价格上升，他出售股票的损失也就越大；而在股票期货市场上，股票指数期货价格上升，卖出合约可以得到相当价值的收益，这样一收一付，正负相抵后，至少也是风险减少，股票指数期货的避免风险功能表现得格外充分。
在这样的股票市场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中，我们可以留心到如此的事实：如果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多头，而同时并不利用期货市场上的避险保值功能，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有两种结果出现：一是股票的价格上升，股票的投资者将抛出股票，取得可观的投资收益；二是股票的价格下降，股票的投资者由于资金周转等问题，他不得不抛出，由此蒙受较大的投资损失，与既做股票市场多头，同时又做股票期货市场上的卖空来说，投资者可能赚得痛快，也可能赔得惨重，收益的波动曲线是大幅度的；而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者，就在不赔不赚和小赔小赚之间波动，曲线是平缓型的。
同样，当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空头时，在不利用股票期货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由于价格下降而庆幸抛得及时，减少了损失或是获得了收益；相反，如果股票价格上升，投资者则可能后悔抛股票过早，形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情况不同，如此的投资活动的收益波动曲线是高波峰和低波谷的。如果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则拉平了收益的波动曲线。
可见，用不用股票期货来做反向操作，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投资做不做保险的选择，如果做了，投资者就不再有投资损失的巨大风险，但同时，它也使投资者得到较大收益的可能性消失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风险是避免了，但赚取大钱的机会也丢掉了。我们承认，这的确是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保值避免风险的功能。但是，如果认识只是停留于此，我们的思想就显得过于狭窄了。
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避免做股票投资的风险，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夸大机会成本的观念在作崇，投资者将股票投资的非实际成本过于计较了。在多头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下降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不想马上抛出股票，由此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在做空头的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上升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没有办法不做空头，他也就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多头者想持有股票，空头者不想马上投资，都是以相反的操作作为机会成本来考虑的：多头怕抛了股票会有更大的损失，而空头则害怕马上买入会极不合算。这样的结果，机会成本成了投资的最主要考虑，同时又被放置于放大的地位上，投资者便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最后，干脆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夸大的机会成本马上变成现实的风险度量，投资者用股票期货消灭了风险，也消灭了增加收益的机会。
但是，机会成本毕竟不是实际成本，在进行股票投资时，考虑机会成本是必要的。若是过于计较，结果就失去投资本身的意义了。在进行任何投资时，投资量、实际成本支出、投资收益和投资损失量是四个真实的需要计算的指标，一个股票投资者做多头时，他应当对股票市场的情况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下降，最简单可靠的反应是将股票及时地抛出；一个股票投资者做空头时，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上升，他就应当在股票市场上及时地买进，以待谋利。如果投资者的估计错了，投资者将需要支付的是实际的投资损失量或是实际成本。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将手中现有价值延续到一段时间后不变的做法，它与股票投资者对市场的分析与判断不再有任何关系，市场是升是降，投资者手中的价值基本不变。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投资么?就此而论，股票期货产品的保值功能是消极的工具，它使投资者没有了投资价值的变化风险，也没有了投资价值增加的积极力量。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千千万万，如果每个投资者都是如此进行操作，不论做空头还是做多头，投资的风险都由股票的期货市场操作“保险”住了，那么，股票市场的价值变化也就将基本稳定了。从总的情况分析，现代的股票市场，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都具有“零和交易”或是准“零和交易”的性质，即是股票市场有人赚钱，一定是他人赔钱所致。在投资者都用股票期货来进行保值后，股票市场便一定是超常地稳定了，没有人能够利用股票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了，这样一来，股票市场的存在便有了问题，没有投机的股票市场，还有什么投机者呢?就是一般的投资者，谁又不想低价买入而高价卖出呢?股票市场的存在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从理论上讲，股票的期货产品如果只是让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作为保值来使用，这一产品的保值功能很可能就会将股票市场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但是，现实运行的情况表明，股票市场并不因为股票期货市场的出现而有生存问题，相反，这使得股票市场更加活跃，而且波动更大。这就充分地告诉世人，股票期货产品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保值，而是投机，股票期货产品虽然产生于股票产品，但它远比股票本身更具投机性，这是我们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定论，对于它是褒是贬各有说法，毁誉参半，争论颇大。从我们的分析可见，金融衍生产品重要的不在于它有避免风险的功能，而在于它更大的投机性。事实上，投资者对股票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看重的，就是它们的投机功能，就是它们“以小博大”的投机方式，真正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进行避免风险保值者并不多。这样的格局，应当成为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重要的依据。当然，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管理的政策制定与决策部门来说，如此的结论更有特别的意义。
《投资决策理论新发展——实物期权理论研究综述》
现行投资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其成熟的标志是《资本预算》（Dean，1951）一书的出版。随后Markowitz（1959）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在此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即CAPM）。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的问世将证券的定价建立在风险和报酬的基础上，这不仅受到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热烈欢迎，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实践。
时至今日，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缺陷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呼吁对投资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对投资决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近十年来，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理论的研究上。
一、实物期权理论的起源和确立
实物期权即实际投资机会，是指存在于实物资产中且具有期权性质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将期权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实物资产（real assets），特别是公司的资本预算评估与投资决策之中。其理论起源于实践工作者、战略专家以及理论工作者对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不满。
早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以前，公司经理和战略专家们就直觉地认识到经营管理柔性和战略作用的价值，所以，在现实中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应用净现值法来进行投资决策，相反，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来作出决策。Dean（1951）、Hayes和Abernathy（1980）、Hayes和Garvin（1982）等指出，标准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常常低估投资机会的价值，导致投资短视行为并造成投资不足。决策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用决策树法来完善净现值法，然而这只能部分地反映投资决策的柔性价值。Myers（1977，1987）指出，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在评估具有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的投资机会时有它内在的缺陷，他认为由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来自于对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选择的权利。同时，他将期权的观念应用于实物资产上，提出可以借用金融期权定价理论来评估此类投资机会。在Myers把一些投资机会看作是“增长期权”的思想基础上，Kester（1984）讨论了增长机会的战略和竞争作用。Trigeorgis和Mason（1987）指出在评价公司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时，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评估方法是比较适用的方法。Baldwin和Trigeorgis（1993）指出，可以通过获取和管理公司的实物期权等主动活动来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并重建竞争优势。Mason和Merton（1985）、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Kulatilaka和Marcus（1988，1992）等讨论了其他更一般的实物期权的概念。其中，Mason和Merton（1985）对许多投资运营的实物期权作了详细的讨论，并把它们通过一个假设的大规模能源投资项目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来自Black和Scholes（1973）、Merton（1973）等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开创性的工作。Cox、Ross和Rubinstein（1979）提出的离散时间二项式定价模型使得期权定价相对简单易行。Margrabe（1978）讨论了两种风险资产互换的期权定价。Stulz（1982）分析了两个风险资产的最大（最小）值的期权的定价。Johnson（1987）进一步把上述分析拓展到对多种风险资产的期权定价。这些研究使得分析放弃、转换用途的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成为可能。Geske（1979）讨论了复合期权的定价，这在理论上可用于评估增长投资机会的价值。Carr（1988）综合上述两类工作分析了序列（复合）交换期权的定价。以上这些工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来对序列投资以及其他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进行定价。
Cox和Ross（1976）指出，金融期权可以看作是特定的可交易证券的组合，也就是提出了合成期权的概念，这使得对期权的定价成为可能。无风险定价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构造等价可交易证券组合。由于同风险态度以及资本市场均衡无关，风险中性定价对将来的期望收益以无风险利率贴现。Rubinstein（1976）在不存在连续交易机会和风险回避的条件下也给出了标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Mason和Merton（1985）、Kasanen和Trigeorgis（1994）等指出，理论上可以用类似于对金融期权定价的理论对实物期权进行定价，因为尽管实物期权并不能被交易，但在投资决策中，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公司的现金流量是可交易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是多少。对于实物期权定价来说，在市场中存在同不可交易的实际资产具有相同风险特性的可交易孪生证券（或可交易证券的动态组合）已经足够解决问题了。Garman（1976），Constantinides（1978），Harrison和Kreps（1979）以及Cox、Ingersoll和Ross（1985）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无论或有权益资产是否可交易，在为它们定价时，只要我们将基本变量的预期增长率减去其波动率与风险市场价格的乘积，我们就可以用风险中性方法对其定价。这好比以无风险利率贴现等确定性现金流量，而不是以风险调整贴现率来贴现期望现金流量。对于无系统风险的实际资产来说，等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中性增长率等于风险利率。然而，如果标的资产不可交易，那么它的增长率就要比等风险可交易金融证券的均衡期望收益率要低。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差距，在进行期权定价时，需要进行类似股息的调整。McDonald和Siegel（1985）指出，可以用市场均衡模型来估算二者之间的差额。
三、各种实物期权定价理论的综述
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实物期权定价研究的文献。这些研究文献大多是针对某一种实物期权进行分析，一般都给出了解析解。McDonald和Siegel（1986），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以及Tourinho（1979）等都讨论了推迟期权。Ingersoll和Ross（1992）研究了利率变化对投资价值的影响。Pindyck（1988）研究序列投资中推迟期权的价值，并分析最佳投资进度安排。Carr（1988）和Trigeorgis（1993）也讨论了序列投资问题。Trigeorgis和Mason（1987）、Pindyck（1988）研究了膨胀和收缩期权。McDonald和Siegel（1985）、Brennan和Schwartz（1985）分析了关闭和再运营期权。Myers（1990）分析了放弃期权。Margrabe（1978）、Kensinger（1987）、Kulatilaka（1988）以及Kulatilaka和Trigeorgris（1994）等研究了转换期权。Myers（1977）、Brealey和Myers（1991）、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Pindyck（1988）以及Chung和Charoenwong（1991）等把将来的投资机会看作是公司的增长期权，并进行了研究。
尽管上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但是，由于它们主要是针对特定时段的特定种类的实物期权进行定价，所以没有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现实中投资项目一般比较复杂，通常一项投资中包括多种实物期权，而且这些期权的价值互相影响。唯一的例外是Brennan和Schwartz（1985）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分析了暂停（再开始）采矿的实物期权以及放弃采矿的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他们指出，转换矿场运营状态的部分不可逆转性会产生一种惯性或者滞后效用，这使得长期保持稳定的运营状态相对有利。尽管滞后效用是早期决策对后期决策影响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研究不同实物期权之间的相互影响。
Trigeorgis（1993）分析了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特性，并指出后续实物期权的存在可以使关于标的资产的早期实物期权的价值增大，因为早期实物期权的执行会改变标的资产本身的价值，从而会增加后续实物期权的价值。所以一系列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并不等于其中各个独立实物期权价值的简单加总。他还研究了决定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近来这种关于实物期权间相关性的研究，更是促使实物期权理论从理论研究阶段发展到实际应用阶段。
四、实物期权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比较研究
企业在考虑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传统资本预算方案在评估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时是准确的。但是，它忽视了企业在制定决策后的管理弹性，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投资人士的质疑。而实物期权与传统的资本预算评估方法（如常用的净现值法）最大的差别在于实物期权非常重视弹性决策中的考虑因素。
Hayes和Gavin（1982）指出使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的公司由1959年的19%增加到1975年的94%，但却使得研究开发费用和资本投资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准则常低估了投资的机会，导致过于短视的决策、投资不足以及竞争力丧失等情况。
Donaldson和Lorsch（1983）认为使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资本投资决策，由于所假设投资方案的未来现金流量确定，且决策者在决策后毫无选择和修正的机会，只能消极地执行既定政策，这使得执行的最终结果与决策者在实际经营决策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实际上，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充满着竞争者进入等不确定性，所以投资后真正的现金流量与预先估计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一致，在市场环境及整个经营环境改变或不确定性因素消失时，决策者便会根据新的信息修正投资方案评估价值，原先的投资决策可能因此而改变。
Myers（1983）指出当采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评估投资规划中运营或者战略性的期权时，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当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在评估较稳定的现金流量时，问题不大；但在评估企业的成长机会或无形资产时，特别是研究和开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因几乎都是期权价值，所以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并不适用。
Baldwin和Clark（1992）指出传统资本投资决策方法并不能正确评估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组织能力的发展可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市场的机会，而获致较佳的运营绩效。他们建议应将组织能力视为投资的范畴，并讨论其在战略性资本投资上的重要性。Dixit和Pindyck（1995）认为净现值法虽然运用简单，但它隐含了错误的假设，即投资是可逆的（reversible），投资是无法递延的，然而大部分的投资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而且是可以递延的（deferrable）。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与竞争者的反应往往使实际收益与预期有所出入。当有新的信息或是不确定性逐渐明朗化时，企业往往发现不同的投资项目应有不同的管理弹性能力来修正原先设定的投资。例如，可以递延投资或扩张、紧缩甚至放弃这项投资项目。这些可以依照环境变化而对未来行动做出调整的管理弹性，使原本净现值的概率分布函数发生不对称性与偏态，这种不对称性和偏态来自于增加了可能的向上价值和限制向下的可能损失。当缺乏管理弹性时，传统净现值的概率分布是对称的，净现值的期望值将符合预期的分布；当管理弹性的效果显着时，即可以提供对未来改变加以调整或改变原先设定的策略，使得带来向上的潜在获利且限制向下的损失，在此偏态不对称的概率分布，它的期望值会超越静态的净现值的期望值，超过的部分就是期权的溢价，这反映了管理弹性的价值。
以期权方式评价资本决策构架的提出，是想把管理弹性观念化和数量化。当考虑决策者的管理弹性时，并不是放弃传统的净现值（或折现现金流量）法，而是通过期权评价的方式来量化管理弹性，避免出现投资项目的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基本上，当未来情况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期权的价值愈高。传统上，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等因素会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的净现值，但是却会增加期权的价值（正效果），从而抵消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的负效果，使投资项目在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价值增加。
事实上，资本投资的期权理论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考虑了所谓投资项目所隐含的“弹性”价值。决策者要正确评估投资项目的真正价值，就必须将这一弹性考虑进来。在资本投资决策上运用实物期权，是将资本预算评估程序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所需要的信息加以扩充（考虑管理弹性）。因此，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投资机会评估时，期权评价方法将可提供较现金流量折现法更为完善的决策方案分析结果，使之能符合投资项目的特征，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㈦ 利用机会成本的原理，试分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出权衡选择，
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以自己作为出发点，考虑想要得到的东西和能用于牺牲的东西的价值量，你考虑清楚了就能做出相应对策
㈧ “机会成本理论”如何应用于生活
机会成本的严格定义是：选择最优方案放弃的次优方案的价值。宽泛地理解，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特定方案放弃的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这里的最优，并非实际发生的最优，而是选择者（决策者）的心理预期。比如说，10万元钱投资于房地产可获得利润20万，投资于股票市场可获得利润15万，如果把这10万元钱投资于房地产，那么可以从股票市场得到15万就是其机会成本，如果把这10万元投资于股票，那么可以从房地产投资中获得的20万就是其机会成本。一般地，最优的资源配置意味着该笔资源投向某一用途所担负的机会成本最小。
机会成本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但它是我们选择某一方案、方向、道路时考虑重点因素之一。人生的机会成本有时会很高，机会成本越高，选择越困难，因为在骨子里面我们从来不愿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东西。我在毕业的时候，面临就业的选择，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那时我的可选方案有两种：一所高校和一家企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选择”（二择一），因为我是不可能同时去高校教书又去企业工作的。如果我去高校教书，我可以逐渐实现自己做一名学者的梦想，而且我相信高校的较高层次文化氛围和较简单的人际关系，对我个人可能更适合，这些对我都具有相当大的效用，如果我选择企业，那么我就得不到这些效用。反过来，如果我真去那家企业的话，也有很大的效用，因为那家企业给我开出数目可观的薪水，并且许诺解决住房，我放弃企业，就放弃了这些可能得到的效用。当时我为这样一个去留问题足足思考了很长时间。可见，机会成本从未真正发生，但它的确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行为。
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会有机会成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就意味着没有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不得不”。比如血统是无以为选的，所以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一个人可以不断改变国籍、居所、生活习惯，甚至他可以融于另一民族，但他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仍是他祖父辈的血脉。在计划体制下，个人的职业是难以变更的，也不能自由从业，那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机会成本就不大，因为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自然，人们也不会认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是令人幸福的。譬如，父母爱孩子，也应让孩子选择爱的方式，如果孩子是“不得不”接受父母的爱，这爱便是强加的，孩子是不会以此为幸福的。
然而也并非有选择的权利就会令人幸福，有许多优柔寡断的人，让他们自己选择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们宁愿没有选择的权利，而走那些别人为他（她）安排好的道路。擅长语言和修辞的莫勒耳（Mohler）曾辛辣地嘲讽那些屈从于命运而不是选择命运的人，他说：“人既可以屈从于命运也可以选择命运，然而许多人一生都不去做这些选择（Jeder hat neben dem Zwangsschicksal auch ein Wahlschicksal,doch viele schreiten ihr leben lang night zur wahl.）”
可供选择的道路越多，选择某一特定道路的机会成本越大，当然选择也越困难。因为所放弃的机会之数量和价值也越多了。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毕业的时候，有的学友面临着众多可供选择的道路：出国、去企业、去研究机构、去政府机关等等，而有的学友只有去路一条。结果，只有一条去路的学友反而没有多条去路的学友那样费时地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