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怎样看待农村粮食生产缺乏劳动力的问题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所以农业问题始终是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在农业受制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越来越不适宜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锐减导致农业从业人口不足，农业产量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农产品相关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飙升，导致农业投入太大，而农业产出不足，而且价格也一直不高，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另外，农产品的农残留太高，影响食品安全。
农村的问题主要有劳动力不足，留守儿童合法权益无法保障，农村老龄人群保障不足，大病基本看不起。农村乱占耕地情况也比较突出，损害农民权益。另外，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走样，贿选现象存在。农村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失学问题突出，对高等教育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里的农村生源也原来越少，农村人越来越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农民问题还是收入问题，因为农业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导致农民收入锐减，农业生产积极性也不高。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合法权益无法保障，小孩上学，个人看病，社会保障都严重不足。
B. 如何看待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解决策略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 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指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其概念存在语法和词义的错误并带有明显的歧视含义[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多次探讨、指出和呼吁过]，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把农民进城做工有区于其他劳动者冠以“农民工”的头衔，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呢？岂不贻笑大方吗？
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农民工是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 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与农村繁荣文明进步密不可分。新春伊始，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了。这份文件的出台，对于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农民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概念，农民不是终身制。 关于农民界定问题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身份来界定农民，具体地说，也就是根据户口本上的户籍划分农民和非农民。持此种观点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是一种以科学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本质和其运行规律，犯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书本主义错误。
C. 为什么我国农业劳动力富裕，但是劳动力成本还在上涨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在19日举行的“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上预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人，劳动供给减少，人力成本上升、产业转移、技术替代劳动将成为未来趋势。
这显然是认识到的怪圈3354劳动力减少、人力成本上升、一切都是人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劳动力上升影响了企业竞争力，劳动力上升导致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劳动力上升加重了企业的运营困难。众所周知，就业困难也是目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业困难也是人力成本上升的结果吗？
面对劳动力减少导致的人力成本上升，也要通过向企业转变来确认企业的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企业是否真的适应了市场。此外，除了人力成本上升外，还需要更加关注税收成本、财务成本、交易成本、物流成本、黑色成本、非正常成本等人力成本。人力成本上升是一个趋势，只有对企业有利。其他方面的费用是最有害的。企业要转变概念，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流程水平，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逐步从技术、工艺等方面加强，减少就业，减少人力成本。
D.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什么趋势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趋势。
2005年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导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增长放缓，以及高等教育的连续扩招，使得初中和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农村新增劳动力供给下降。数据分析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减少1%，次年的农民工实际工资就会上涨1.68%。预计，在“十三五”中期前我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仍将保持较快上涨速度，年均增速在14%左右。面对这一客观趋势，应更加重视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E. 如何看待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在短期内最容易被加以控制的，与设备、基础设施、原材料等相比，工资水平、雇佣人数可以非常迅速地加以调整，也正因为其容易，所以降低工资水平和工资支出对很多企业便成为最简单的降低成本的首选措施，而且其降低成本的努力也往往止于此。但是，劳动力成本并不简单地等于企业所支付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工资水平只是劳动力成本所包含的一个因素，还要考虑现有劳动力的产出水平。以一家制造企业为例，其劳动力工资水平高出同行约12%，但是其劳动力产出则高出同行约46%，相对于如此高的劳动生产率，只多支付了12%的工资，实际上这部分高出的工资水平，起到了降低该企业的总体劳动力成本低作用。所以，劳动力成本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资支出绝对值，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企业为获得期望绩效成果所支付的投入和实际产出密切相关，如果要对此部分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决策，至少应当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入手。
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的业绩影响是否真的如此巨大？换而言之，我们所自豪的后发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是否真得为中国队企业带来了真正的竞争优势？至少目前看来，并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廉价的劳动力，更多的意义是为中国企业赢得了某些产业的进入机会，在这些产业中（往往以加工、制造为主），直接的劳动力成本在整个创造价值的环节中所占比例极小，在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也同样很微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都很难看出这种“优势”能够带来什么样光明的前景。如此低微的企业和个人所得，几乎很难保证对于未来所进行的必要投资，缺少这样的投资，就无法获得未来竞争的必备能力和资源。一段时间的低劳动力工资水平策略，是为了保证获得发展的时间，而倘若无法在高价买入的这段时间内形成有效的积累和优势，那么就只会沿着下滑的曲线进一步坠落。劳动力成本并非企业成功的必然条件，企业的成功从来不会依赖某一单个要素的成功，只可能是诸多要素综合协调的成功。
F. 为什么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农民工短缺，以及为什么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
为什么我感觉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反过来了……前面那个问题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以中国为例）：中央政府搞中西部大开发——农民工开始不再涌向沿海——沿海工业体系劳动力短缺——沿海劳动力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导致竞争之下用工成本上升。
后面的那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购买力价值问题，由于CPI的最近连年暴涨，所以名义工资的提升对于也就不代表实际工资的状况了，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属于出口型导向国家，由于人民币价值的不断上涨，导致我国沿海工业体系利润整体下滑（国内的CPI与人民币价值上涨对冲了）企业名义收入都没有上涨，实际收入则不断的下降，因此综合起来可以说——劳动力的实际成本上涨了，企业的实际利润下降了，但农民工本身的实际工资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这点我表示疑惑……因为实际情况应该是虽然CPI上涨了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水平远远超过了CPI所以应该是实际工资也获得了提高，不知楼主的资料是从哪弄来的……）
这种情况的受益者应该是：1、政府2、投机者3、初级生产资料的拥有者4、类似的固定资产拥有者5、外贸进口商等
中立的应该是：1、工资涨幅=CPI的工人阶级2、中间商等
受损的应该是：1、外贸生产商2、工资涨幅<CPI的工人阶级3、大部分的工业体系（尤其为消费品工业）等
G. 在农村，雇人干农活一天多钱，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雇人
首先，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同。在一些地区，每人每天60元就够了。在一些地区，每人每天100元就够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管理食物和饮料。让我们谈谈这里的实际情况。我亲眼见过两个案子。第一个是西瓜大户。当西瓜开始生长时，就需要打断，也就是说，要把西瓜苗的顶端切掉。这项工作需要人工操作，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人。每天60元，不管我们吃还是喝，每天都要晾8个小时。由于在温室里种植，中午天气很热，工人们通常选择早上5点到6点10点以后去，他们不去。他们下午3点左右，一直工作到天黑。
总而言之：雇佣更多的人来工作是可行的。毕竟，我租不完这么多地。虽然机械化很流行，但有些工作仍然需要人工操作。至于用人成本，只有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至于工作效率，如果我发现那些懒惰的人，我会让他们第二天不来的。
H. 现在的农村一些劳动力太廉价，如何解决
水田区农村劳力不廉价，农忙时节花高价都雇不着能干活的壮劳力。比如插秧收搳季节，虽然机械作业，但还一些辅助工作需要人工，如运秧苗，整理地边，捞毛，补苗，收搳运粮等都需男女壮劳力，外地不说，就本地而然，少于每天二百元没人给你干，特殊重体力，和有技术的机手工资还要高，或按计件挣钱，就是多干多得，有时他们每天能挣三百元以上。
所以种地大户才不挣钱，今年租金不降下来，肯定不少弃租或少租，人工费攀升实在受不了。
I. 劳动力转移的成本
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是农村劳动力自身资源的一种优化配
置。我国有近1 3 亿人口，其中7 . 8 亿在农村。占我国人口绝大
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
是农村劳动力自身资源的一种优化配置。只是由于农村劳动力
自身的特点以及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资源
的再配置不仅仅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空间和行业之间的移动，
同时还需要为这种转移支付巨额成本（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
来说）。本文主要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依据河南省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队有关调查数据，从成本的角度研究探讨其对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解决办法，从而促进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基本概念
1 . 直接成本。由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引起的直接花费称之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成本。直接成本由转移费用（ 又称
流迁费用）和生存费用两部分构成。其中，转移费用指因外出
就业而异地转移所形成的交通费、职业介绍信息费、学习培
训费和变卖旧房屋、购置新住宅带来的损失费用等。生存费
用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即生活费用。本文中
该部分费用并非外出者（ 进城者）在转入地再生产劳动力必
须的全部费用，而是指在转入地与转出地之间的生活费用的
差额。因为，即使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农村，而是在原地工
作、生活，同样需要消费，也必须花费一定生活费用，而这部
分费用并不构成其转移的直接成本。只有转入地与转出地之
间生活费用的差额才是由异地转移所引起，才能构成农民异
地就业的成本。
2 . 机会成本。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具有机会成本，即由于异
地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就业地能够获得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一般
包括农民在家务农收入和农闲期间的短期务工收入。该部分成
本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如果机会成
本过高，或者说农村劳动力通过在家务农或务工就能获得较高
的收入，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实例分析
依据河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在郑州务工的河南籍农
民工所做调查，农民工人均务工收入为6 4 5 1 . 2 元，而其总成本
额为5 5 7 9 . 0 8 元（含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其务工净收入只有
8 7 2 . 1 元，各项具体数值见表1 、表2 所示。
由表2 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所获得的收入扣除所
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后，仍然获得了纯收入，即实现的
转移纯收入为8 7 2 . 1 元，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实现的比在农
村务农以及从事非农活动所获收入高出的净收入。这说明农村
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要转移，要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原因就在于
转移能为农村劳动力带来更大的收入，实现更大的经济收益，
从经济学角度讲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分配的进一步优化。
由表1 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在外务工收入完全来自于工
资费用，而无任何福利收入，该项收入为零。这说明当前我国
的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农民工的收入缺乏稳定性
和安全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为什么呈现兼业性、季节性的特点，农民们农忙种田，农闲打
工，是因为务农收入是他们收入的基本保障。
通过表1 、表2 中农民工务工成本的具体构成，还可以发现
以下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成本较高；直接成本中生存费用所占比例
较大；机会成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成本中所占份额也较大；政
府各种办证费、管理费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业收入和务工
收入的巨大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根本动力。但是，
农村劳动力转移时所需要承担的各种转移总成本过高，从而降
低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净收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实际提
高。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减少各种办证收费，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成本。
政府不合理的“办证”收费行为，不仅直接“卡死”了一些农民
的进城通道，而且还通过增大农民外出成本和降低农民收益率，
提高了“门槛”，减弱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要进一步加快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减少各种不合理的办证收费势在必行。
第二，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相对减少农民支付
的成本。鉴于目前存在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收益率较低的情
况，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投资力度，改善培训和办学条件，
降低农民学习、培训费用，减轻农民获得技能的成本支出，提
高外出就业净收益，增强其外出务工的动力。通过改进教学培
训模式，调整培训计划，使之更能适应农民外出就业的实际需
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把沉没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失业救济和养老
保险制度，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家庭和土地转向依靠
社会和制度。在城市，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使已经离
土离乡但还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也能享有诸如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福利网络的保障，增强农村转移劳
动力抵抗就业风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增加农
村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第四，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成
本的支付能力。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户，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
转让其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住宅，从而获得他们离土离乡、
在城镇生活所必需的基本保证金和经营资本，增强其转移成本
的支付能力。
第五，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紧进行与《劳动法》相配套
的立法工作，重点加快制定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最
低工资标准、户籍管理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形成较为
完善的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同时加
大执法力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等直接导致农民工转移
成本升高的现象。
（作者单位：河南郑州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