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请问成本会计学中什么是理论成本理论成本包括哪些内容
理论成本，成本“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30页)理论成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经济含义一方面是指成本是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产品价值中C和V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又说明成本是生产要素耗费的价值表现，是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补偿尺度。理论成本具有科学性、客观性、纯粹性等特点，它不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受偶然个别因素的干扰，能真实地反映生产中C和V这两部分耗费。所以，理论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可以指导具体的成本管理; 作为理论模式，可以为实际成本核算提供参考。
‘贰’ 什么是成本理论
成本是企业、政府乃至消费者个人进行经济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厂商要取得最大化的利润，政府要想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个人要想实现资产的有效组合，都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政府公共工程的评价等，主要是建立在成本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章我们将从厂商决策的角度讨论成本理论。我们将在成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收益分析研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可参看下面的网页,你会有所了解的:
‘叁’ 谈谈你对成本理论的评价
(一)成本不属于价值范畴
《资本论》旨在分析资本剥削制度，因此，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商品的二重性入手，正是抓住了要领;但是作为成本会计教材也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开始，这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关于价值w的公式:W＝C+V+m，令成本为k，于是:w=k+m，移项:k＝w－m也就是:成本等于商品价值减剩余价值。但须指出:这里的成本k是一个抽象，或者说，它是成本的本质部分，即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并非成本会计作为对象的现实的历史成本。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1章指出，成本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本身的一个范畴。不仅指明是假象，并且正面指出，成本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的形成或同资本的增值过程毫无关系。(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资本论》第3卷第33页)。换言之，成本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耗费，资本借生产耗费的过程来对劳动者实行剥削，但这种生产耗费与榨取的剩余价值率和量的大小程度是毫不相关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借助从商品二重性入手来解说成本，从根本上是误会，从惟理上终于未能将成本是什么说明白。
‘肆’ 成本论名词解释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
一般定义
1、成本是生产和销售一定种类与数量产品以耗费资源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价值。企业进行产品生产需要消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些消耗在成本中用货币计量，就表现为材料费用、折旧费用、工资费用等。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仅包括生产，也包括销售活动，因此在销售活动中所发生的费用，也应计入成本。同时，为了管理生产所发生的费用，也应计入成本。同时，为了管理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也具有形成成本的性质。
2、成本是为取得物质资源所需付出的经济价值。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购置各种生产资料或采购商品，而支付的价款和费用，就是购置成本或采购成本。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不断进行，这些成本就转化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
3、成本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资源的价值牺牲，它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计量。
4、成本是为达到一种目的而放弃另一种目的所牺牲的经济价值。
‘伍’ 什么是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1937年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陆’ 成本理论
(一)成本不属于价值范畴 《资本论》旨在分析资本剥削制度，因此，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商品的二重性入手，正是抓住了要领;但是作为成本会计教材也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开始，这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关于价值w的公式:W＝C+V+m，令成本为k，于是:w=k+m，移项:k＝w－m也就是:成本等于商品价值减剩余价值。但须指出:这里的成本k是一个抽象，或者说，它是成本的本质部分，即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并非成本会计作为对象的现实的历史成本。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1章指出，成本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本身的一个范畴。不仅指明是假象，并且正面指出，成本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的形成或同资本的增值过程毫无关系。(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资本论》第3卷第33页)。换言之，成本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耗费，资本借生产耗费的过程来对劳动者实行剥削，但这种生产耗费与榨取的剩余价值率和量的大小程度是毫不相关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借助从商品二重性入手来解说成本，从根本上是误会，从惟理上终于未能将成本是什么说明白。 (二)不能脱离生产力论成本 由于从商品二重性入手阐述成本，并由价值代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推导出成本之本质是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这种从抽象到抽象的推导是不必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可以从形式逻辑推导得出的。以上不加区分地将废品损失断定为不构成产品价值的说法，当然也是不遵从辩证逻辑而按照形式逻辑得出的推论。 马克思曾举工厂纺织棉纱为例，假定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1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棉花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成为飞花。由此可见，对飞花的损失，废品损失和其它类似损失，都应作如是观:即考虑平均加工条件，也就是生产力水平。 以上所谓一念之差，是指过去只是从概念推导得出成本本质是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却未真正理解社会生产力才是区别必要与非必要生产费的分水岭，而生产力又可由人力推进而变动不居的。可是过去的成本文献中再不涉及从必要费与非必要费二者的区别中探讨从不同途径谋求降低成本的措施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根本性的欠缺。可以认为，成本会计除了提供信息，更应把如何谋求降低和优化成本当成更主要的任务，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例如:对非必要生产费可以从加强常规管理，尽可能地谋求节约；对必要生产费同样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地有所作为:其一是从技术改造或革新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必要费转化为非必要费；其二是采用优化的途径，即便生产技术上不曾变动，同样能有效地降低成本。讨论优化，并就单指标、双指标、多指标直至系统优化逐举例。 三、生产二重性 从商品二重性的分析入手来阐述成本，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并且因为忽视生产力水平对成本的决定性意义，从此脱离成本与生产力以及产品和市场之间依存制的联系和关系，局限于就成本论成本，使成本会计从理论上走向死胡同，因而有必要从根本上考虑改革。正确的选择，应政从生产二重性出发。生产过程既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过程，同时也是产品的形成过程。投入和产出是活生生的现实，彼此又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投人是为了产出，没有投入便没有产出;不求产出，自然不会投入，无效的产出也使投入变成浪费。 从分析生产二重性出发，再从生产的耗费直接引出成本的概念和定义，从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引向产品和市场。从此成本和产品再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概念，永远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而这种统一中又以生产力为中间的基本连结链，这里包含双重意义:一是产品成本水平基本取于当前生产力水平，前者按后者的不断提高而呈反方向下降;二是社会进步、生产力进步不取决于生产什么，关键是如何生产，说到底生产中是生产力为主导，才将人、财、物的耗费转换特区财会为产品(劳务)的。这样的表述对第一、二、三产业都适用，是成本计算期有长(例如造林、房地产开发)有短，不容许人为地一刀切。《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计算规定为月、季、年;而《财务通则》又规定三项费用当作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缘于数10年来对产品成本的理解十分狭窄，几乎在理论上局限于工业产品的结果。对于十年树木的林业以及起码一年以上甚至长达三、五年的房地产开发业，如果不另作补充规定，便会使这类行业或产业在产品竣工或成材可以销售前数年无端在账面上出现虚亏! 如上所述，从分析生产二重性，一方面从生产耗费引出成本，再从成本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引出成本本质，再从本质与非木质部分的区分引出如上所述如何分别采取不同途径谋求降低不同部分成本的相应措施。仅就此而论，这样的逻辑顺序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符合从具体到认识进程。且再从成本的偶然性说起。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和存在形式，产品成本涵盖的因素多，偶然的因素便多，最典型的是技术上的正负公差;可见实际(历史)成本乃是诸多偶然表现的综合。持传统观念的会计师往往坚持他们计算的成本是准确无误的。用他们计算的成本结算当期损益也会是准确无误的，但他无法说明其中某些成本项目或子目忽然升高或降低了。因此，一些实际成本往往不如计划成本更具有代表性，原因之一是计划成本多少剔出了成本中若干偶然偏离的因素。由此可见，如果能完全剔除实际成本中的一切偶然部分，余下的必然部分便是成本本质，也就是不包括剩余劳动的社会必要生产费。就是从具体到抽象来得出成本本质，即正常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部分。从辩证观点看问题，生产力是变动不居的，既可以促进生产力提高，还可利用各种方法来优化成本结构，从而达到降低必要费的目的。
‘柒’ 西方经济学生产和成本理论主要讲了什么
生产理论描述技术，也就是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在数学上，就是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函数表示一定的投入（自变量）与其所能生产出的最大产出（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短期生产过程，也就是至少有一种投入数量不可变的情况下，生产理论主要揭示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并由此得到边际产量、平均产量和总产量曲线的图形；如果是长期生产过程，即所有投入数量都可变的情况下，生产理论主要揭示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并由此得到等产量线的图形的特征。
成本理论主要将生产函数表示的要素数量和产出的关系用成本函数描述出来。生产函数表示一定的投入（自变量）与其所能生产出的最大产出（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从生产函数得到生产特定产量所需要的最少可能要素，再乘以要素的价格，就得到了生产该产量所需的成本。成本函数就描述产量和生产该产量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根据生产中的规律，可以得到成本函数的图形的规律。生产理论根据是否所有要素都可变分为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相应的，成本理论也分为短期成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
概况地说，要研究生产者的选择，在理论上必须先把生产过程描述出来，生产理论就是起这个作用，它不涉及到经济选择问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生产者的优化行为，就要先研究生产给定产量需要花多少钱，这就是成本理论的内容。但这还不能给出生产者的最优选择，因为还要看给定产量在市场上能够卖多少钱。由于同样的产量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卖的钱数不同，因此，需要在不同市场结构下讨论生产者的最优产量选择问题。因此，我们在学习了成本理论之后，会陆续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下讨论厂商的行为。寡头垄断市场比较特殊，因为涉及到厂商间的策略行为问题，因此需要用点博弈论的知识来研究。
‘捌’ 什么叫收益成本理论
从二个角度来看：
1.从政府公共权力看成本与收益理论
成本与收益理论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就会找人代理，这时委托人购买的是代理人的服务与管理才能，但由于代理人具体管理着企业，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从而有条件凭借这个优势来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由此造成委托人的损失。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代理成本”。为了更好地追求与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考虑如何激励、制约代理人问题，从而尽量降低因经营者追求私利行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达到提高企业效益的目的。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为什么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引发思考政府公共权力效益这一主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考察历史，我们会知道，早期的政府，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几乎都被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载体，他们的行为就是在贯彻上苍或皇帝的意旨，根本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的成本的概念。正如中国古代的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山川江河，花虫草木，无一不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因而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宫的所有的花费，似乎都是其“自家”的东西，根本无须考虑成本问题。讨论政府成本问题发端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为了能够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些思想家开始从政府起源的角度来阐述政府存在的依据和目的。但只有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和研究政府成本与收益问题，因而也才出现政府成本与收益的相关思想和理论。
成本主要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为建立政府人们是要付出成本的，用洛克的话说，“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只是出于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和动机。”很显然，这里已经包含了某种政府成本的意识。据湛江海洋大学周镇宏、何翔舟两位教授的观点：政府成本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还包括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引起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成本。他们把政府成本分成会计成本、机会成本、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认为：“所谓政府成本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所有社会成员为了政府的存在而为之付出的权力或精神的损失；二是所有社会成员为政府的生存及其正常的活动而必须为之付出的钱财。”他认为政府的成本由政府的消费构成，政府的消费包括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精神的角度看，政府的建立、运作需要政府内部的公务人员、需要全社会成员为之付出经济(物质)和精神、(心理)等方面的成本，没有这些成本支持，政府将无法运行。
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干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人们之所以要投入一定的物质或钱财，是因为希望通过这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质和钱财。不想得到收益的投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想得到收益的投入也就无所谓投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成本问题。社会对政府花费了成本，其根本目的也正是在于从政府那里得到比这个成本更高的收益或者说效益。相对于企业效益来说，政府的成本与效益关系复杂得多，政府的效益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难于评价。而且“政府的产出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有时候难以判定。……任何一个政府从其本意来说，它都是希望做能对社会带来益处的事情，不管是现在就带来益处还是今后带来益处。”“从本质上讲，政府行使职能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收益亦有成本，只有当其收益超过成本时，才是经济合理的。所以，政府在考虑是否履行某项职能时，首先要做成本一收益分析，这是所有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准则。”政府公共权力效益的提高意味着人们投入成本的增值，高效益的政府公共权力效益也意味着其成本的降低。高效益的政府公共权力必然带来包括公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税赋的减轻、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国家的和平与昌盛等综合效益，因此，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倡导建立“企业家政府”，要用企业的价值理论来看待政府的经营问题，要讲政府公共权力效益，要用效益的观点来对待政府和公共事业的管理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把政府公共权力成本与收益作为本书研究的理论依据的原因所在。
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一般是以各种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为权数，对个别资本成本进行加权平均确定的。
关于权数的三种选择：账面价值权数、市场价值权数、目标价值权数。
账面价值权数：可反映过去的权数,由于资本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差别较大，计算结果会与实际有较大差距，从而贻误筹资决策。
市场价值权数:可反映现在的权数,计算结果反映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债券、股票以市场价格确定权数，也可选用平均价格确定权数。
目标价值权数:可反映未来的权数,按债券、股票的目标市场价值确定权数，能体现期望的资本结构，据此计算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更适用于企业筹措新资金。
经营风险是企业因经营上的原因而导致利润变动的风险。产品需求、产品售价、产品成本、调整价格的能力、固定成本的比重。
财务风险是指全部资本中债务资本比率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当债务资本比率较高时，投资者将负担较多的债务成本，并经受较多的负债作用所引起的收益变动的冲击，从而加大财务风险；反之，当债务资本比率较低时，财务风险就小。
企业经营风险总是存在的，而财务风险只是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企业负债经营时，不论利润多少，债务利息总是不变。利润越多，每一元利润负担的利息就会相对地减少，从而使投资者收益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作财务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