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看待攀比，炫耀，象征性消费
人多的社会就有这个，人越多竞争就会越激烈！炫耀的作用本身是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斗争，比如老板开好车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资金实力，为了谈成有资金实力要求的生意！两个竞争对手炫耀和攀比多半是由于周围的人有附和效应，因为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胜利的一方建立一个适当的关系。穷人攀比是为了减少不公平的对待，就如同豪猪的刺一样，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所有这些东西在社会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是资源争夺型社会是最常见的!攀比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看他能否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2. 如何避免炫耀性消费
炫耀，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熟人圈炫耀，二是同量级炫耀，三是权力炫耀。
先说熟人圈炫耀。这方面最典型的，当然是楚霸王项羽了，他有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这句话的背景是：鸿门宴上，刘邦逃过一劫，赶紧率部跑路，把关中给让了出来。项羽引兵进了咸阳，大肆屠戮，放了把大火，掳掠了秦朝的财宝美女，往东走了。有人赶紧劝他：“别走啊，关中是个好地方，有山河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业。”
但项羽想的不是成就霸业，或者他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赶紧要回老家炫耀一把，“富贵了，不回老家，跟穿着一身漂亮衣服却在晚上走有啥区别？”必须要显摆，必须要让老家那些人看到，必须要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假如定都关中，项羽不是照样可以在关中人面前显摆吗？不行，因为关中人以前不认识项羽，必须在熟人面前才有感觉。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得在乎他人的感受。“他人”，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
项羽的社会关系，是在老家建立的。有人曾轻视他，有人瞧不起他，也有人赏识他，帮助过他。现在，他要衣锦还乡了。他要让曾经赏识他的人欣慰，让曾经鄙视他的人羞愧，让家乡那些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经历大事的芸芸众生，对他顶礼膜拜……
这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只能在熟人间完成。
很遗憾啊，如果项羽生在当代，完全可以定都关中，然后在朋友圈里文图视频地发布自己暴虐咸阳的内容，点赞者奉承者绝对成瀑布流了。
网络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虚拟空间，现代人借助虚拟空间，极大拓宽了自己的社会交往。炫耀在现代也可概括为“群圈化传播”，即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炫耀。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那些在朋友圈、微博曾经晒过吃油炸蝙蝠的，顿时成了过街老鼠，忙着删删删，出来道歉。
项羽是泗水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他放弃了建都关中的最佳选项，喜滋滋回到老家，定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历史证明这是项羽的战略失误。
史载：项羽还把建议他定都关中的聪明人给扔进锅里煮死了，因为后者见项羽没采纳其意见，说了句牢骚话：“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听了，大怒：怎么能把我这样功勋盖世的霸王，比喻成戴了帽子的猴子？
后来，项羽兵败，宁可乌江自刎，也没听乌江亭长的建议，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
咂摸项羽热衷炫耀的一生，才能理解他的悲壮结局。
再说同层级炫耀——炫耀之发生，除了熟人社会，还多是同一个阶层。比如，在西晋那个三观混乱的时代，有个以“斗富”着称的炫耀狂石崇。
石崇斗富，只跟与自己差不多量级的王恺斗，他不敢跟皇帝斗富，也不会找陶渊明这样的斗，更不会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老百姓来斗。
鲁迅先生笔下，写过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阿Q一向瞧不起王胡，不料王胡捉虱子比他稳准狠，更忍受不了王胡身上的虱子居然比他身上的大。他认为这是王胡的一种无耻炫耀，于是大战一场。阿Q不会跟太爷和假洋鬼子比赛捉虱子，他的对手只有王胡、小D一类。不是同一量级，或者同一阶层的炫耀，容易翻车。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称王后，昔日发小寻来，陈胜带他游宫殿，自然也有些炫耀的意思。但这发小不识趣，羡慕之余，滔滔不绝讲陈胜往年糗事，陈胜很郁闷：本来是让你开开眼，谁让你瞎扯这些？
在身边小人唆使下，他居然把发小杀了，从此失了人心。想想也是，“鸿鹄”与“燕雀”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谁找谁炫耀，都是自讨无趣。
最后再讲讲权力炫耀，这是诸般炫耀中最常见、最“情不自禁”，但也最危险、最容易翻车的一种。权力是把“双刃剑”，需要正确使用，需要监督制约。比如这次抗击疫情的“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举全国之力，堪称万众一心的铿锵之曲，却也不时有刺耳的音符跳出——或炫耀“我老公派出所牛”，往家里一箱箱搬水果蔬菜，或炫耀当官老爸本事大，能够在封路之际安排车辆把自己从天门接回荆州……
非常时期还如此不经大脑地“炫耀”，“坑爹”“坑夫”没商量，可见权力炫耀的快感之炽烈。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是毒药；炫耀，就是毒药上裹着的一层诱人糖衣。
二炫耀的心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炫耀的本质就是自卑，因此喜欢过分炫耀的人，通常自卑感强烈。这话很精辟，《红楼梦》男主角贾宝玉就不会去炫耀身边有多少美女，家里有多少珠宝。
因为自卑感强烈而热衷过分炫耀的人，都有些啥人？
明朝初年的大太监王振，可对号入座。王振原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个落魄乡村教师，被人瞧不起，他也自认为靠走科举这条独木桥出人头地，实在道阻且长，于是毅然自宫，进了皇宫。
明初太监有文化的很罕见（源于朱元璋的规定，防止太监干政），王振在读书人中不算什么，但在一群文盲太监中，就堪称大有学问了。加上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颇得明宣宗喜爱，被安排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王振成了他最信任的人，称他为“先生”，悲剧的种子也因此埋下了。
导致明朝国运转折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即使在悲剧即将发生时，也有机会可以避免。毁在王振，死要面子，死爱炫耀，结果成了死太监。他怂恿皇帝亲征瓦剌，带着明朝精锐，浩浩荡荡出了京城，到了大同，感觉不妙，准备退兵。
生死存亡时刻，王振还一心要炫耀，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一扫当年自卑——“瞧瞧，当今天子都是我学生”。
结果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结果被瓦剌军队追上。
即使如此，还未到不可挽救之时。明英宗有机会退入居庸关（那就意味着平安），但王振考虑到有几辆大车未跟上，那可满载着他一路搜刮和地方孝敬的财宝，于是让大家停下等候，夜宿土木堡，结果陷入重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无疑，太监王振是个很自卑的人，他有着不堪的过去，只能依靠炫耀权势、皇帝和金银财宝这些身外之物来证明自己今天的优越感。
追求他人面前的优越感，是炫耀行为的本质。细究之下，炫耀心理有这么一个逻辑：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我比你牛→你服不服。前三者是层层递进的自我心理推论，“你服不服”是终极目标。
比如，分析“野味”嗜食者的心理，无外乎“物以稀以贵”，野味很难吃得到，价格昂贵，有时吃起来还有点法律“小风险”。所以，“一般人都吃不到”，咱能吃到，咱就不是“一般人”。
这样的场景很多：几个人闲聊，有人不经意间说起自己曾吃过种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其他没吃过的人，听其描述，垂涎欲滴，满眼羡慕。在朋友圈里晒穿山甲血炒饭、油炸蝙蝠的，也往往能收获一长串艳羡：“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吃野味，俨然成了一种炫富、甚至暗示权力的行为。
当然，嗜吃野味者，除了不是“一般人”的感觉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外，更重要的是自以为的身体收获——“野味”功效独特，“大补”或者“壮阳”，炫耀行为由此有了清晰的逻辑，这也是炫耀者动物性本能的显现：我吃了，我补了，我壮了，我身体比你好，我更能吸引异性。
什么叫“炫耀者的动物性本能”？美国学者纳塔莉·安吉尔在《野兽之美》一书中，列举了繁殖季节大量雄性禽类动物通过炫耀羽毛或啼声来吸引雌性的案例，羽毛越绚烂，啼声越响亮，对雌性的吸引力就越大，一起生下第二代的可能性也越大。
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裸猿》一书中则做了更有趣的探讨，他写道：人类虽是一种高级动物，但也是从低等进化而来，今天的很多习惯做法，可能有着古老的基因背景。说来说去，都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身体好的另一半，才能把自己的基因传续下去。
炫耀，是人的一种本能，由来已久，遗憾的是，变异了。相比洪荒年代没有污染的蓝天下站在异性面前骄傲又质朴地炫耀着健硕身体的原始人，当前靠吃“野味”来“壮阳”的人们，多么猥琐啊！
三
“野味”很美味吗？否，野生动物生长的环境和饲养的动物完全不一样，饲养的动物，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而野生动物是为了活着，一身肌肉，没有什么脂肪，肉质柴而紧；“野味”很有营养吗？否，所谓通过“野味”来“进补”，堪称最荒谬的养生方法。
相反，食用野生动物，由此一方面导致某个种类的动物濒临灭绝，另一方面引发的恐怖传染病，触目惊心。恩格斯说得太对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由此来看人类炫耀种种，多数是自我欺骗，格外荒谬，完全经不起时间考验。一个昨天的炫耀狂，到今天或许就会捂脸长叹：我咋这么愚蠢呢！
蒋雯丽主演过一部电影《立春》，讲上世纪80年代小县城文艺青年们在梦想与现实之中的挣扎。
片中有个县城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老是穿着一条紧身的白色芭蕾舞蹈裤，处处遭受县城人的嘲笑。事实上，即使在个性彰显的今天，一个男人，穿这么条裤子，也难免让人瞠目结舌。但是在许多年前，比如18世纪前后的法国，贵族男人流行穿一条绷得纤毫毕现的白色紧身裤，想想那画面，也是醉了。今天看来，男人穿白色紧身裤，不仅是邪恶的审美，而且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公认原因是他麾下能力平庸的右翼司令格鲁希未能及时增援战场，但也有另一说，据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拿破仑因为痔疮发作，无法骑马亲临战场指挥，只能躺在帐篷里休息。拿破仑为什么会患上痔疮？罪魁祸首就是紧身裤。
流行，永远是炫耀的主题，以前有句俏皮话：“流行都是好的，除了流行性感冒。”其实，除了流感，很多流行又被用来炫耀的，也不是好的，而是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比如，古罗马贵族女人们，流行美白。但她们居然用铅来美白，铅是有毒的，日积月累几代人，恶果终于爆发，很多女性失去生育能力，仍保持生育能力的，生出了很多低能儿。
可以说，炫耀行为虽然跟人类文明如影随形、源远流长，但有时也是一种时代病。比如二战时的日本军人，大凡有点级别的，都喜欢随身挎一把军刀，盟军就很纳闷：一些飞行员，为什么也要挎把长长的军刀？结果该跳伞时跳不出来，被军刀卡在窄小的机舱，活活烧死。
当年盟军有个笑话：日本军刀，除了用来切腹自杀，就是在投降时交给我们回炉炼铁。日本军人为什么这么痴迷在热兵器时代实用性并不高的军刀？名着《菊与刀》说得很清楚，“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挎一把长刀，远远超过了武器的意义，更多是身份的炫耀。
石原莞尔，号称“日本第一兵家”，很狂妄，也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人无疑是个理论高手，但身体协调性一般，结果被自己佩带的军刀戳中裆部，导致尿道口撕裂，长期尿血引发膀胱癌。
此人虽逃过了东京大审判的绞刑架，但没过多久就因膀胱癌死了，时为1949年8月15日，正值日本投降4周年。石原莞尔是怎么自个儿用军刀把关键部位戳了，各种文章语焉不详。
有一说是“九一八”事变当夜，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兴奋异常，在沈阳城墙上拔刀，双手举起，一声大喝，向下斜劈，是那种很经典的炫耀造型，结果因为身体协调性不好，把自己裆部给切了。这种说法很解气，但戏剧性太强，可信度不高。据分析，他应该是下马时操作不当。
这就是炫耀的代价。
炫耀无意义，又有代价，为什么人们还不能免俗？说来说去，还是追求虚幻的优越感。法国文豪莫泊桑写过一个短篇《项链》，讲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来炫耀自己的美丽。不料，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只得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劳苦了十年，美貌不再。最后，得知所借的项链，原来只是一串假钻石项链。
还有比这个更能精辟说明炫耀行为的荒谬吗？
四如何控制炫耀的冲动？不是件容易事，毕竟，炫耀是人的本能之一。
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开发一个公式，让炫耀者炫耀之前，套用这个公式，来计算一下“炫耀成本”，大抵是炫耀行为带来的优越感减去可能带来的麻烦，如果是负数，那就不要炫耀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写过一个关于他弟弟的故事：“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可以想象，王弟弟以后会长记性，毕竟精神上的片刻愉悦，换来的是肉体上的痛苦，当天连一小块腊肉都可能遭罚没了，还是埋头吃肉最安全。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推崇“闷声发大财”，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有的时候，相比于一个城府极深的“闷头发大财”者，人们更觉得一个快快活活的炫耀者更安全，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既反感动不动就炫耀的人，对沉默而不可捉摸之人又会心生恐惧。后者，往往不是大德大善，就是大奸大恶。
这个问题，还是得靠法律来解决，惩戒那些通过不法手段“闷声发大财”的人，也给热衷炫耀者，划下一条红线。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如何有效保护野生动物的呼声，空前高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没有嗜食“野味”的老饕，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用法律管住这些食客炫耀性消费的嘴，让他们吃得爽、罚得惨，从此不敢以身试法。“不能吃，不敢吃，不愿吃”，通过法律约束，逐步形成习惯，从文化上来改变这一陋习，才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治本之策。
3. 为什么男人要炫耀自己的结婚证
炫耀是男人的本性，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是万众睹目的，和他打结婚证的女人是会很伤心的，因为他只把婚姻看成炫耀的成本，男人是以伤害别人为乐趣的
4. 炫耀性消费的研究发展
Frank(1985)的研究最早打破僵局。他认为，炫示效应因商品种类不同而不同。他把商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商品，如汽车和住房，与其他人所拥有的同类商品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商品的价值，即这类商品的消费会影响消费者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相对地位，故被称为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另一类商品的消费是外界无法看到的，如储蓄产品和保险单，因此被称为非位置商品。Frank的研究就是考察人际比较怎样对不同种类商品的消费产生影响。Leibenstein虽然详尽地考察了个体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独立做出的，Frank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研究了消费者可以合作决策时的情形。
他首先用一个简单的战略式博弈证明，在存在人际比较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非合作决策会导致一种“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结果，即炫示效应将使得消费者消费较多的位置商品和较少的非位置产品，达不到整体最优福利水平。进而，Frank证明了三个命题：
(1)如果消费者可以合作决策，他们对非位置商品(位置商品)的需求数量多于(少于)消费者独立决策时的需求；
(2)单个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在合作决策时高于非合作决策；
(3)如果收入增加(减少)，非合作消费决策对非位置商品预算份额的增加(减少)会快于(慢于)合作消费决策。
命题(1)和命题(2)其实说明，合作消费决策能够克服非合作决策时的“囚徒困境”。因为，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位置商品上对单个消费者或许有助于提高相对社会地位，但这种针对其他消费者的“冒犯”信号显示，会引致其他消费者的“防御性”信号显示，最后大家都在位置商品上花费过多的资源。
Frank也简单地讲到(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的)模仿倾向与衡量个人能力(财富与收入)的信息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负相关的。稳定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衡量信息，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的衡量信息比较少，所以后面一种环境中的消费者对位置商品的需求较多，对非位置商品的需求较少。从生命周期角度看，人的年龄越大，衡量他的能力的信息越充分，故老年人对位置商品的需求不大。婚前、婚后的消费行为变化也印证了上述论断。 Bagwell和Bernheim(1996)把凡勃伦效应定义为“出于炫耀财富的需要，愿意为功能相同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炫耀财富则是为了赢得理想的社会地位。他们假定，炫耀性商品与一般商品的内在功能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被赋予了炫耀性色彩。他们俩设计了一个四阶段博弈模型：
第一阶段，在位厂商为炫耀性商品选定质量水平和价格水平；
第二阶段，潜在竞争者观察到在位厂商的信息，决定进入与否；
第三阶段，消费者观察到厂商的信息，决定购买炫耀性商品的数量，并把所剩资源用于购买非炫耀性商品；
第四阶段，社会生活圈子观察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推断他的财富水平，并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生活圈子对他所拥有的财富水平的认定，但财富水平是私人信息，外界无法观察，这使得个人有动机通过炫耀性消费来争取理想的社会地位。由于假定商品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炫耀性消费方式可以是购买高价炫耀性商品，也可以是购买大量价格较低的商品，或购买高质量的商品。当财富水平高的消费者和财富水平低的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满足史宾斯一莫里斯分离条件(Spence-Mirrlees sorting condition)时，凡勃伦效应不能在均衡状态下实现。在此条件下，购买炫耀性商品大大挤占了对非炫耀性商品的消费，而且存在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普遍规律，所以低财富水平消费者与高财富水平消费者竞相购买炫耀性商品(即金钱竞赛)的成本高于他们从中获得的效用。既然如此，高财富水平的消费者也没有动机高价购买炫耀性商品以求区别于低财富阶层(歧视性对比)。他们在这一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在低价位增加购买数量来炫耀财富，所以狭义的凡勃伦效应不会出现。
其实，Ireland(1994)已经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得出了这个结论。但Bagwell和Bernheim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不能满足史宾斯一莫里斯分离条件时(两类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确实存在凡勃伦效应，而且这种存在性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此外，Bagwell和Bernheim一再强调对炫耀性商品的消费是由需求驱动的，供给方面的竞争状态与具体决策对博弈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因此，炫耀性商品(现实中的奢侈性品牌商品)的价格一定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只要单位商品税不超过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额，价格就不受奢侈品税的影响。但对奢侈品的需求是否完全取决于凡勃伦效应，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 Pesendorfer(1995)用重复的约会博弈(date game)模型来解释在不断更新的时尚周期中消费者如何进行消费决策以赢得理想的社会地位(通过约会交际的形式)。该研究的特色在于：一方面，引入动态的重复博弈；另一方面对供给方的研究比较充分。此外，Pesendorfer假定炫耀性商品(主要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在某一时刻呈现单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与Bagwell和Bernheim的无限可分假设相比更加贴近现实。但Pesendorfer的注意力在于对追求时尚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动态解释，在每一期博弈中没有对从众、势利等效应进行区别。
Pesendorfer认为，时尚的目的是在社会交往中把人分为不同的类别，希望与一类“适宜”的人交往的愿望引致了对新的设计样式的不断需求，时装、汽车等耐用品的设计样式正是一种显示个人质量(收入、品味、受教育程度等)的信号，但对设计样式质量高低的筛选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价格来实现。如果价格充分高，高素质人群就可以与低素质人群区别开来，因为均衡状态下合乎时尚的消费者绝大多数属于高素质人群。
Bagwell和Bernheim假定炫耀性商品(位置商品)与一般商品的物理功能完全相同，这样一来不同类别厂商的生产成本差异就被不自觉地忽略了。Pesendorfer在这一方面做了更符合现实的设定，即时尚商品样式的设计费用(包括广告宣传费用)是一个大小不等的固定成本，而复制样式的边际成本为零。为了补偿设计费用，厂商需要对新的设计样式定一个高价，固定成本越高，价格越高，维持时间(相应的时尚周期)越长。因此，Pesendorfer认为，时尚奢侈品的高价主要是由供给方驱动的，这与Bagwell和Bernheim的需求方驱动观迥然不同。此外，他还指出厂商的市场力量或声誉可以影响价格水平和时尚周期的长短。当然，社会习惯对炫耀性消费的刺激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刺激，时尚设计费用无法通过一般的消费方式得到补偿。
重复博弈的每一期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生产者决定是否创造新的设计样式以及如何定价；
第二阶段，消费者决定购买哪一种样式，且每一种样式肯定会有消费者购买；
第三阶段，消费者获得消费某一样式的商品，并依照一定的规则获得和另一个消费者配对约会的机会(实现某一社会地位)。
在一期博弈的最后，每一对消费者(局中人)分开，新一期博弈开始。在新一期博弈中，每个消费者(局中人)的历史信息都是不可观测的。Pesendorfer把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定义为平均结果(egalitarian)和优越结果(elitist)。实现优越结果有两个条件：一是高素质阶层对约会对象的衡量标准大大高于低素质阶层(这个条件直接蕴涵在Pesendorfer设定的效用函数中)，直观地体现了不同素质人群的差异；另一是生产者有充分的市场力量保证时尚周期不会太短，即时尚产品的价格不会在较短时间内降低。这说明凡勃伦效应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子博弈精炼均衡是一个弱马尔可夫协调均衡(weak Markov coordination equilibrium)。在这一均衡条件下，时尚周期将周而复始，永不停息。Pesendorfer也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浪费，给社会福利造成损失，如果没有时尚和对时尚以及社会地位的追逐，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明晰的社会结构将有助于降低显示信号的动机，这一点他与Frank的观点一致。
Corneo和Jeanne(1997a)进一步讨论了供给方的行为，他们把炫耀性消费理解为社会风尚甚至社会规范，以Akerlof和Romer关于社会习俗(规范)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在炫耀性消费过程中供给方对需求方的影响。但他们否认社会规范都是约定俗成的，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可以被厂商创造出来。这种创造类似于长期投资，厂商在跨期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有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Corneo和Jeanne沿用Leibenstein的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概念，验证了在什么条件下供给方有动机创造具有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这样的消费习惯。虽然他们的研究凸现了供给方在炫耀性消费过程中的作用，但其实并无新意，因为这一领域早已充斥大量营销学、广告学的文献，他们只是进行了经济学描述。 Corneo和Jeanne(1997b)用一种新的视角解释了凡勃伦效应的产生机制。他们也假定炫耀性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沿用了Leibenstein的分类，并把从众效应解释为“担心被认为是穷人”，把势利效应解释为“希望被认为是富人”，这恰好与凡勃伦提出的“歧视性对比”和“金钱竞赛”相吻合。因此，他们没有单列Leibenstein提出的所谓凡勃伦效应，而是把对凡勃伦效应的研究寓于前两种效应之中。他们认为，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产生依赖于社会规范如何通过相对收入来决定社会地位，消费者关于炫耀性商品的消费决策建立在对社会地位提高与非炫耀性商品消费损失进行权衡的基础之上。
Corneo和Jeanne的创新在于，他们提出消费者消费炫耀性商品的动机在于追求炫耀性商品的信号价值(signaling value)，而信号价值对从众者和势利者是不同的：购买某种炫耀性商品的人越多，该商品对从众者的信号价值越高，而对势利者的信号价值就越低；反之，购买者人数越少，该商品对从众者的信号价值越低，而对势利者的信号价值就越高。关键的变量是消费者的数量。既然消费者消费炫耀性商品的动机在于追求它们的信号价值，所以只有在价格上升能够提高商品的信号价值时，凡勃伦效应才会发挥作用。此前的研究者都只重视价格，比如Leibenstein把凡勃伦效应描述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凡勃伦效应究竟是产生在某一商品市场上，还是产生在某一个(或多个)消费者群体中间。因为价格在市场上一般是统一的，而信号价值则因人群而异。
Corneo和Jeanne没有把凡勃伦效应套用到整个产品市场，而是应用于某一消费者群体。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凡勃伦效应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中：首先，如果消费者是势利者，此时即使对某种炫耀性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仍然会出现凡勃伦效应，其产生过程是：价格上升，消费者数量减少，该商品对势利者的信号价值上升，促使他们增加购买。其次，当消费者是从众者时，也会出现凡勃伦效应。如果炫耀性商品的信号价值随购买者人数的增加而提升，那么从众者需求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这个结论与凡勃伦的理论相契合：炫耀性消费不是有闲阶级(势利者)的专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此偏好。但Corneo和Jeanne没有说明在第二种情况下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究竟是产生凡勃伦效应的原因还是凡勃伦效应的结果，只是指出，当消费者是从众者时，需求曲线有可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而且，他们的模型还忽略了两类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Comeo和Jeanne认为，如果凡勃伦效应已经发挥作用，那么增加对炫耀性商品的征税只会提高其销售价格，进而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根本收不到抑制炫耀性消费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效果。 Corneo和Jeanne(1997b)曾简单讨论过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与公共物品消费方面的搭便车问题，Jaramillo(2003)也从这个角度对炫耀性消费进行过阐述。他认为，炫耀性消费推动了社会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社团。即使人们并不喜欢炫耀性商品，仍不得不参与一种信号发布竞赛以期进入某一社团，因为他们将从与该社团的交往中获益，比如友谊、求职信息、商业机会等是在社团外不能获得的资源。从这个意义讲，社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性(或阶层性)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公共物品的消费自然会存在搭便车问题，炫耀性消费恰恰能为地方性(或阶层性)公共物品产生一种针对团体外人员的排他性，比如高档艺术品的消费就是一种阻止别人跻身上层社会的壁垒。
Jaramillo设计了一种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展示其本来不易观察的禀赋，通过这一信息的传播，来形成社团；第二阶段，社团形成以后，其成员继续对地方性公共物品进行投资，并从中获得社团以外所无法获得的资源。在博弈中，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承诺和一次性投资，如果这种承诺要求不高，就会产生混同均衡，社团也无法形成。
Jaramillo的模型构造并无新意，但却对炫耀性消费的社会经济内涵做出了更充分的解释。他设定的效用函数显示，炫耀性消费本身不产生效用，人们不是单纯地为了追求地位而追求地位，效用来自于社团形成后带来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而且，根据博弈的结果，在社会中富裕人群的比例或概率(这是博弈参与人的公共信息)下降以后，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激励也会减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团能够形成，但受规模限制，地方性公共物品也只能产生有限的效用。可见，炫耀性消费活动之后的收益非常重要。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素质(收入)人群进行炫耀性消费以努力区别于低素质人群，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歧视性对比”，而是因为不能容忍后者搭便车消费地方性公共物品。
现代社会中，不管承认与否，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炫耀的倾向，这可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是有其积极功能的，当然也有消极功能。炫耀是不可能被铲除和灭绝的。但炫耀应该选择合适的手段，不一定要穷奢极欲，不必非要靠购买一些炫耀性商品来表示，关键是还要认清消费者自身的身份。消费是要同自身的文化内涵相匹配的，盲目追求炫耀或超出自身经济条件去创造社会认同，这是消费文化不成熟的表现。成熟的消费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个性以及对自身形象的预期选择商品，首先看重的是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或风格属性，而不是商品的含金量或华贵属性。
炫耀性商品除作为商品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符号，它除了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外，还体现相应的文化内涵和所属的社会阶层。炫耀意识实际包含了更多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等信息。炫耀性商品能带来的是独特的设计和明显的风格、高品质和高品位，还有昂贵的价格，但还有一点往往被忽视的是其积淀的独特精冲和见解。毋庸置疑，现代的人们已经迈进了一个符号痴迷的时代，当下所面临的视觉客体和审美客体已经完全相异于之前的任何时代，构成了炫耀符号的痴迷现象。不懂得这些，就不要盲目消费，对于任何一件商品来说，只要从中体会到品味、精致、创意，那就是最好的消费。
中国式的炫耀性消费
欧洲人不论什么阶层，大多对奢侈享受都有一种复杂、奇怪、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神往与反感两者兼而有之。法国人的态度比较典型，法国人是个喜欢享受的民族，他们认为节俭固然是美德，奢侈也是每个人的生活权利。但在中国的市场化城市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奢侈品消费的态度通常都比较矛盾：一方面，从道德上对奢侈消费既妒忌又鄙夷，它是有钱人的标志，是奢靡享受的代名词，并且使用者大都是能搜刮社会财富的人，另一方面，内心并不排斥自己对奢侈品的向往，在自身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无不想尝尝奢侈品的滋味。在凤凰电视台的世纪大讲堂的一次现场测试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厌恶富人，但几乎所有的人又都想做富人。
一个标准的中国式奢侈品消费者存在两种分裂的形象：一种情况是平时穿着规矩的套装，进出于高档写字楼、政府大厦、高校大门，具有不同的学位，每年有各种机会和理由到国内外去参加各种会议连带旅游；另一种情况是穿着皮尔卡丹的西装，开着“广本”轿车，系着金利来皮带，用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北京、上海或者广州的“友谊商店”的某位售货小姐“买块劳力士金表”。
中国式消费有一种标榜性和夸示性，这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炫耀式消费。西方的炫耀式消费具有普遍性和自然性，它是为了一种兴趣、一种生存感受性，或者保持一种与身份相应的教养和尊严，而中国的炫耀性消费是标志性的，不是为了生存感受和尊严，而是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这样消费的一群人才能这样消费，只有这样消费的才属于这一群人，他们要借此区别与他人的不同，要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说，开一辆高不成又低不就的轿车，对他们来说是很神气的。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标榜性是这种消费性的主要特征：可以不这样做时和不可以这样做时，或者不必这样做时，都要这样做。
消费常常已经不是消费了，而是一些城市里的小农暴发户的代称，他们试图通过消费物品来把小农品位打扮得更有情趣，他们这种愿望是在和他们一样具有小农式消费精神的人群中实现的，有人欣赏和吹捧，他们才能自鸣得意。这种消费生存，既扭怩作态又哗众取宠，具有形式化、表面化、装饰化的时尚性和标榜性效果。例如说，拥有一辆雅阁本田便可以使自己神气、使别人羡慕，这就遮盖了自己骨子里的小农的委琐，因为一辆小轿车的表现是很气派、很气质、很风度、很教养的。仗着读过学士、硕士、博士，在有钱挣、有地位撑、有前途奔的地方混着，家里不多不少刚好有两个书架排满着，依靠知识就是力量的伪装、依附于权力主流而暴发起来的人，成为追逐消费主义生存的主导人群。他们在消费时自以为自己像个贵族，把自己装扮得高雅时尚，可骨子里还是小农。
这使中国的消费行为与人们的生存精神和生存现实、与反映这种精神的文学的关系复杂化了，它让消费中的物质与精神的两个层面分离了，也让文学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了，人们所看到的消费主义文学情景，由于其片面性和精神的虚假性，使人们无法从中看到更真实的现实。
5. 朋友圈60元就能环游世界，为何好多人选择这样的炫富手段
恰逢国庆长假将至，不少人都想着去旅行，借此机会拍一波大片到朋友圈“显摆”。有的人选择了用60元的方式来环游世界，为何好多人选择这样的炫富手段？
还有就是成本的考虑，这个是最少成本而获得别人关注的，一个标题就可以，虽然知道这个事情实现的几率很小，但是，通过这个获得关注了。万一有媒体报道，自己就出名了，直接跨界干起来直播就可以了，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做？你说这个成本考虑是不是很对路子？很多人做这个，我觉得是有考虑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我们尊重就好，人家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指手画脚，你说是不是？
6. 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炫富呢
随着生活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便捷，但是当我们生活便捷的同时也会发现很多人在炫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我来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一、炫富成本低
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时候朋友圈是我们的展示自己的生活的渠道之一，但是有的人却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勾当，从而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这时候就会选择朋友圈来炫富了，朋友圈的炫富成本很低，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某宝买素材，可能一个豪车的小视频或者很多人民币的小视频，这些都是很廉价的，可能也就几毛或者几块钱。
所以以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炫富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会有很多自己的原因在里面，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个人觉得都不要这样做，因为当你说了一个谎言你就需要很多谎言来掩盖这个谎言。
7. 辩论观点：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
摘要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帮您查询到辩论观点：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