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看待攀比，炫耀，象徵性消費
人多的社會就有這個，人越多競爭就會越激烈！炫耀的作用本身是為了降低成本，減少不必要的斗爭，比如老闆開好車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資金實力，為了談成有資金實力要求的生意！兩個競爭對手炫耀和攀比多半是由於周圍的人有附和效應，因為所有的人都願意和勝利的一方建立一個適當的關系。窮人攀比是為了減少不公平的對待，就如同豪豬的刺一樣，是一種自衛的表現。所有這些東西在社會壓力大的時候，特別是資源爭奪型社會是最常見的!攀比其實也沒什麼，主要是看他能否給當事人帶來更大的利益！
2. 如何避免炫耀性消費
炫耀，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一是熟人圈炫耀，二是同量級炫耀，三是權力炫耀。
先說熟人圈炫耀。這方面最典型的，當然是楚霸王項羽了，他有句名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誰知之者！」
這句話的背景是：鴻門宴上，劉邦逃過一劫，趕緊率部跑路，把關中給讓了出來。項羽引兵進了咸陽，大肆屠戮，放了把大火，擄掠了秦朝的財寶美女，往東走了。有人趕緊勸他：「別走啊，關中是個好地方，有山河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業。」
但項羽想的不是成就霸業，或者他以為已經大功告成了，趕緊要回老家炫耀一把，「富貴了，不回老家，跟穿著一身漂亮衣服卻在晚上走有啥區別？」必須要顯擺，必須要讓老家那些人看到，必須要讓他們羨慕嫉妒恨！
假如定都關中，項羽不是照樣可以在關中人面前顯擺嗎？不行，因為關中人以前不認識項羽，必須在熟人面前才有感覺。
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一個人，多多少少都得在乎他人的感受。「他人」，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
項羽的社會關系，是在老家建立的。有人曾輕視他，有人瞧不起他，也有人賞識他，幫助過他。現在，他要衣錦還鄉了。他要讓曾經賞識他的人欣慰，讓曾經鄙視他的人羞愧，讓家鄉那些沒有出過遠門、沒有經歷大事的芸芸眾生，對他頂禮膜拜……
這一系列復雜的心理活動，只能在熟人間完成。
很遺憾啊，如果項羽生在當代，完全可以定都關中，然後在朋友圈裡文圖視頻地發布自己暴虐咸陽的內容，點贊者奉承者絕對成瀑布流了。
網路技術的發展，造就了一個虛擬空間，現代人藉助虛擬空間，極大拓寬了自己的社會交往。炫耀在現代也可概括為「群圈化傳播」，即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炫耀。新冠疫情暴發之後，那些在朋友圈、微博曾經曬過吃油炸蝙蝠的，頓時成了過街老鼠，忙著刪刪刪，出來道歉。
項羽是泗水下相（今江蘇宿遷市）人，他放棄了建都關中的最佳選項，喜滋滋回到老家，定都於彭城（今江蘇徐州）。歷史證明這是項羽的戰略失誤。
史載：項羽還把建議他定都關中的聰明人給扔進鍋里煮死了，因為後者見項羽沒採納其意見，說了句牢騷話：「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聽了，大怒：怎麼能把我這樣功勛蓋世的霸王，比喻成戴了帽子的猴子？
後來，項羽兵敗，寧可烏江自刎，也沒聽烏江亭長的建議，回到江東以圖東山再起，因為「無顏見江東父老」。
咂摸項羽熱衷炫耀的一生，才能理解他的悲壯結局。
再說同層級炫耀——炫耀之發生，除了熟人社會，還多是同一個階層。比如，在西晉那個三觀混亂的時代，有個以「鬥富」著稱的炫耀狂石崇。
石崇鬥富，只跟與自己差不多量級的王愷斗，他不敢跟皇帝鬥富，也不會找陶淵明這樣的斗，更不會在大街上隨便拉一個老百姓來斗。
魯迅先生筆下，寫過阿Q與王胡比賽捉虱子，阿Q一向瞧不起王胡，不料王胡捉虱子比他穩准狠，更忍受不了王胡身上的虱子居然比他身上的大。他認為這是王胡的一種無恥炫耀，於是大戰一場。阿Q不會跟太爺和假洋鬼子比賽捉虱子，他的對手只有王胡、小D一類。不是同一量級，或者同一階層的炫耀，容易翻車。
秦末農民起義，陳勝稱王後，昔日發小尋來，陳勝帶他游宮殿，自然也有些炫耀的意思。但這發小不識趣，羨慕之餘，滔滔不絕講陳勝往年糗事，陳勝很郁悶：本來是讓你開開眼，誰讓你瞎扯這些？
在身邊小人唆使下，他居然把發小殺了，從此失了人心。想想也是，「鴻鵠」與「燕雀」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的，誰找誰炫耀，都是自討無趣。
最後再講講權力炫耀，這是諸般炫耀中最常見、最「情不自禁」，但也最危險、最容易翻車的一種。權力是把「雙刃劍」，需要正確使用，需要監督制約。比如這次抗擊疫情的「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舉全國之力，堪稱萬眾一心的鏗鏘之曲，卻也不時有刺耳的音符跳出——或炫耀「我老公派出所牛」，往家裡一箱箱搬水果蔬菜，或炫耀當官老爸本事大，能夠在封路之際安排車輛把自己從天門接回荊州……
非常時期還如此不經大腦地「炫耀」，「坑爹」「坑夫」沒商量，可見權力炫耀的快感之熾烈。不受監督約束的權力，是毒葯；炫耀，就是毒葯上裹著的一層誘人糖衣。
二炫耀的心理，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說：炫耀的本質就是自卑，因此喜歡過分炫耀的人，通常自卑感強烈。這話很精闢，《紅樓夢》男主角賈寶玉就不會去炫耀身邊有多少美女，家裡有多少珠寶。
因為自卑感強烈而熱衷過分炫耀的人，都有些啥人？
明朝初年的大太監王振，可對號入座。王振原本是蔚州（今河北蔚縣）一個落魄鄉村教師，被人瞧不起，他也自認為靠走科舉這條獨木橋出人頭地，實在道阻且長，於是毅然自宮，進了皇宮。
明初太監有文化的很罕見（源於朱元璋的規定，防止太監干政），王振在讀書人中不算什麼，但在一群文盲太監中，就堪稱大有學問了。加上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入宮後頗得明宣宗喜愛，被安排服侍皇太子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朱祁鎮繼位後，王振成了他最信任的人，稱他為「先生」，悲劇的種子也因此埋下了。
導致明朝國運轉折的「土木堡之變」，其實完全可以避免。即使在悲劇即將發生時，也有機會可以避免。毀在王振，死要面子，死愛炫耀，結果成了死太監。他慫恿皇帝親征瓦剌，帶著明朝精銳，浩浩盪盪出了京城，到了大同，感覺不妙，准備退兵。
生死存亡時刻，王振還一心要炫耀，想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退兵，以便途經他的家鄉蔚州，讓英宗駕幸他的府第，向家鄉父老顯示自己的威風，一掃當年自卑——「瞧瞧，當今天子都是我學生」。
結果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大隊人馬經過蔚州，一定會損壞他家鄉的田園莊稼，於是又火速傳令改道東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進，結果被瓦剌軍隊追上。
即使如此，還未到不可挽救之時。明英宗有機會退入居庸關（那就意味著平安），但王振考慮到有幾輛大車未跟上，那可滿載著他一路搜刮和地方孝敬的財寶，於是讓大家停下等候，夜宿土木堡，結果陷入重圍。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無疑，太監王振是個很自卑的人，他有著不堪的過去，只能依靠炫耀權勢、皇帝和金銀財寶這些身外之物來證明自己今天的優越感。
追求他人面前的優越感，是炫耀行為的本質。細究之下，炫耀心理有這么一個邏輯：與眾不同→高人一等→我比你牛→你服不服。前三者是層層遞進的自我心理推論，「你服不服」是終極目標。
比如，分析「野味」嗜食者的心理，無外乎「物以稀以貴」，野味很難吃得到，價格昂貴，有時吃起來還有點法律「小風險」。所以，「一般人都吃不到」，咱能吃到，咱就不是「一般人」。
這樣的場景很多：幾個人閑聊，有人不經意間說起自己曾吃過種種天上飛的地上跑的，其他沒吃過的人，聽其描述，垂涎欲滴，滿眼羨慕。在朋友圈裡曬穿山甲血炒飯、油炸蝙蝠的，也往往能收獲一長串艷羨：「我什麼時候才能吃到？」吃野味，儼然成了一種炫富、甚至暗示權力的行為。
當然，嗜吃野味者，除了不是「一般人」的感覺所帶來的精神愉悅外，更重要的是自以為的身體收獲——「野味」功效獨特，「大補」或者「壯陽」，炫耀行為由此有了清晰的邏輯，這也是炫耀者動物性本能的顯現：我吃了，我補了，我壯了，我身體比你好，我更能吸引異性。
什麼叫「炫耀者的動物性本能」？美國學者納塔莉·安吉爾在《野獸之美》一書中，列舉了繁殖季節大量雄性禽類動物通過炫耀羽毛或啼聲來吸引雌性的案例，羽毛越絢爛，啼聲越響亮，對雌性的吸引力就越大，一起生下第二代的可能性也越大。
英國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裸猿》一書中則做了更有趣的探討，他寫道：人類雖是一種高級動物，但也是從低等進化而來，今天的很多習慣做法，可能有著古老的基因背景。說來說去，都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在激烈的競爭中，找到身體好的另一半，才能把自己的基因傳續下去。
炫耀，是人的一種本能，由來已久，遺憾的是，變異了。相比洪荒年代沒有污染的藍天下站在異性面前驕傲又質朴地炫耀著健碩身體的原始人，當前靠吃「野味」來「壯陽」的人們，多麼猥瑣啊！
三
「野味」很美味嗎？否，野生動物生長的環境和飼養的動物完全不一樣，飼養的動物，就是為了給人類提供食物，而野生動物是為了活著，一身肌肉，沒有什麼脂肪，肉質柴而緊；「野味」很有營養嗎？否，所謂通過「野味」來「進補」，堪稱最荒謬的養生方法。
相反，食用野生動物，由此一方面導致某個種類的動物瀕臨滅絕，另一方面引發的恐怖傳染病，觸目驚心。恩格斯說得太對了：「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由此來看人類炫耀種種，多數是自我欺騙，格外荒謬，完全經不起時間考驗。一個昨天的炫耀狂，到今天或許就會捂臉長嘆：我咋這么愚蠢呢！
蔣雯麗主演過一部電影《立春》，講上世紀80年代小縣城文藝青年們在夢想與現實之中的掙扎。
片中有個縣城群眾藝術館的舞蹈老師，老是穿著一條緊身的白色芭蕾舞蹈褲，處處遭受縣城人的嘲笑。事實上，即使在個性彰顯的今天，一個男人，穿這么條褲子，也難免讓人瞠目結舌。但是在許多年前，比如18世紀前後的法國，貴族男人流行穿一條綳得纖毫畢現的白色緊身褲，想想那畫面，也是醉了。今天看來，男人穿白色緊身褲，不僅是邪惡的審美，而且給健康帶來很大隱患。
拿破崙輸掉滑鐵盧戰役，公認原因是他麾下能力平庸的右翼司令格魯希未能及時增援戰場，但也有另一說，據說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刻，拿破崙因為痔瘡發作，無法騎馬親臨戰場指揮，只能躺在帳篷里休息。拿破崙為什麼會患上痔瘡？罪魁禍首就是緊身褲。
流行，永遠是炫耀的主題，以前有句俏皮話：「流行都是好的，除了流行性感冒。」其實，除了流感，很多流行又被用來炫耀的，也不是好的，而是無意義甚至是有害的。
比如，古羅馬貴族女人們，流行美白。但她們居然用鉛來美白，鉛是有毒的，日積月累幾代人，惡果終於爆發，很多女性失去生育能力，仍保持生育能力的，生出了很多低能兒。
可以說，炫耀行為雖然跟人類文明如影隨形、源遠流長，但有時也是一種時代病。比如二戰時的日本軍人，大凡有點級別的，都喜歡隨身挎一把軍刀，盟軍就很納悶：一些飛行員，為什麼也要挎把長長的軍刀？結果該跳傘時跳不出來，被軍刀卡在窄小的機艙，活活燒死。
當年盟軍有個笑話：日本軍刀，除了用來切腹自殺，就是在投降時交給我們回爐煉鐵。日本軍人為什麼這么痴迷在熱兵器時代實用性並不高的軍刀？名著《菊與刀》說得很清楚，「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對於日本軍人來說，挎一把長刀，遠遠超過了武器的意義，更多是身份的炫耀。
石原莞爾，號稱「日本第一兵家」，很狂妄，也是「九一八」事變的罪魁禍首之一。此人無疑是個理論高手，但身體協調性一般，結果被自己佩帶的軍刀戳中襠部，導致尿道口撕裂，長期尿血引發膀胱癌。
此人雖逃過了東京大審判的絞刑架，但沒過多久就因膀胱癌死了，時為1949年8月15日，正值日本投降4周年。石原莞爾是怎麼自個兒用軍刀把關鍵部位戳了，各種文章語焉不詳。
有一說是「九一八」事變當夜，始作俑者石原莞爾興奮異常，在沈陽城牆上拔刀，雙手舉起，一聲大喝，向下斜劈，是那種很經典的炫耀造型，結果因為身體協調性不好，把自己襠部給切了。這種說法很解氣，但戲劇性太強，可信度不高。據分析，他應該是下馬時操作不當。
這就是炫耀的代價。
炫耀無意義，又有代價，為什麼人們還不能免俗？說來說去，還是追求虛幻的優越感。法國文豪莫泊桑寫過一個短篇《項鏈》，講小公務員的妻子瑪蒂爾德為參加一次晚會，向朋友借了一串鑽石項鏈，來炫耀自己的美麗。不料，項鏈在回家途中不慎丟失。她只得借錢買了新項鏈還給朋友。為了償還債務，她節衣縮食，為別人打短工，整整勞苦了十年，美貌不再。最後，得知所借的項鏈，原來只是一串假鑽石項鏈。
還有比這個更能精闢說明炫耀行為的荒謬嗎？
四如何控制炫耀的沖動？不是件容易事，畢竟，炫耀是人的本能之一。
經濟學家完全可以開發一個公式，讓炫耀者炫耀之前，套用這個公式，來計算一下「炫耀成本」，大抵是炫耀行為帶來的優越感減去可能帶來的麻煩，如果是負數，那就不要炫耀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寫過一個關於他弟弟的故事：「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
可以想像，王弟弟以後會長記性，畢竟精神上的片刻愉悅，換來的是肉體上的痛苦，當天連一小塊臘肉都可能遭罰沒了，還是埋頭吃肉最安全。中國人的處世之道，一直推崇「悶聲發大財」，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有的時候，相比於一個城府極深的「悶頭發大財」者，人們更覺得一個快快活活的炫耀者更安全，這就是人性的復雜——既反感動不動就炫耀的人，對沉默而不可捉摸之人又會心生恐懼。後者，往往不是大德大善，就是大奸大惡。
這個問題，還是得靠法律來解決，懲戒那些通過不法手段「悶聲發大財」的人，也給熱衷炫耀者，劃下一條紅線。
新冠病毒疫情發生以來，如何有效保護野生動物的呼聲，空前高漲。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24日下午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是很重要的信息，沒有嗜食「野味」的老饕，就沒有買賣，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用法律管住這些食客炫耀性消費的嘴，讓他們吃得爽、罰得慘，從此不敢以身試法。「不能吃，不敢吃，不願吃」，通過法律約束，逐步形成習慣，從文化上來改變這一陋習，才是保護野生動物的治本之策。
3. 為什麼男人要炫耀自己的結婚證
炫耀是男人的本性，每個男人都希望自己是萬眾睹目的，和他打結婚證的女人是會很傷心的，因為他只把婚姻看成炫耀的成本，男人是以傷害別人為樂趣的
4. 炫耀性消費的研究發展
Frank(1985)的研究最早打破僵局。他認為，炫示效應因商品種類不同而不同。他把商品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商品，如汽車和住房，與其他人所擁有的同類商品的比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商品的價值，即這類商品的消費會影響消費者在某一社會環境中的相對地位，故被稱為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另一類商品的消費是外界無法看到的，如儲蓄產品和保險單，因此被稱為非位置商品。Frank的研究就是考察人際比較怎樣對不同種類商品的消費產生影響。Leibenstein雖然詳盡地考察了個體消費行為的相互影響，但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是獨立做出的，Frank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研究了消費者可以合作決策時的情形。
他首先用一個簡單的戰略式博弈證明，在存在人際比較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非合作決策會導致一種「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結果，即炫示效應將使得消費者消費較多的位置商品和較少的非位置產品，達不到整體最優福利水平。進而，Frank證明了三個命題：
(1)如果消費者可以合作決策，他們對非位置商品(位置商品)的需求數量多於(少於)消費者獨立決策時的需求；
(2)單個消費者的效用水平在合作決策時高於非合作決策；
(3)如果收入增加(減少)，非合作消費決策對非位置商品預算份額的增加(減少)會快於(慢於)合作消費決策。
命題(1)和命題(2)其實說明，合作消費決策能夠克服非合作決策時的「囚徒困境」。因為，將更多的資源花費在位置商品上對單個消費者或許有助於提高相對社會地位，但這種針對其他消費者的「冒犯」信號顯示，會引致其他消費者的「防禦性」信號顯示，最後大家都在位置商品上花費過多的資源。
Frank也簡單地講到(低收入階層對高收入階層的)模仿傾向與衡量個人能力(財富與收入)的信息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負相關的。穩定的社會網路能夠提供更多的衡量信息，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提供的衡量信息比較少，所以後面一種環境中的消費者對位置商品的需求較多，對非位置商品的需求較少。從生命周期角度看，人的年齡越大，衡量他的能力的信息越充分，故老年人對位置商品的需求不大。婚前、婚後的消費行為變化也印證了上述論斷。 Bagwell和Bernheim(1996)把凡勃倫效應定義為「出於炫耀財富的需要，願意為功能相同的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而炫耀財富則是為了贏得理想的社會地位。他們假定，炫耀性商品與一般商品的內在功能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它們被賦予了炫耀性色彩。他們倆設計了一個四階段博弈模型：
第一階段，在位廠商為炫耀性商品選定質量水平和價格水平；
第二階段，潛在競爭者觀察到在位廠商的信息，決定進入與否；
第三階段，消費者觀察到廠商的信息，決定購買炫耀性商品的數量，並把所剩資源用於購買非炫耀性商品；
第四階段，社會生活圈子觀察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推斷他的財富水平，並給予相應的社會地位。個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生活圈子對他所擁有的財富水平的認定，但財富水平是私人信息，外界無法觀察，這使得個人有動機通過炫耀性消費來爭取理想的社會地位。由於假定商品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炫耀性消費方式可以是購買高價炫耀性商品，也可以是購買大量價格較低的商品，或購買高質量的商品。當財富水平高的消費者和財富水平低的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滿足史賓斯一莫里斯分離條件(Spence-Mirrlees sorting condition)時，凡勃倫效應不能在均衡狀態下實現。在此條件下，購買炫耀性商品大大擠佔了對非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且存在邊際替代率遞減的普遍規律，所以低財富水平消費者與高財富水平消費者競相購買炫耀性商品(即金錢競賽)的成本高於他們從中獲得的效用。既然如此，高財富水平的消費者也沒有動機高價購買炫耀性商品以求區別於低財富階層(歧視性對比)。他們在這一條件下完全可以通過在低價位增加購買數量來炫耀財富，所以狹義的凡勃倫效應不會出現。
其實，Ireland(1994)已經用一個簡單的模型得出了這個結論。但Bagwell和Bernheim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在不能滿足史賓斯一莫里斯分離條件時(兩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相切)確實存在凡勃倫效應，而且這種存在性在現實中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此外，Bagwell和Bernheim一再強調對炫耀性商品的消費是由需求驅動的，供給方面的競爭狀態與具體決策對博弈結果沒有實質性影響。因此，炫耀性商品(現實中的奢侈性品牌商品)的價格一定是消費者能夠接受的價格，只要單位商品稅不超過價格與邊際成本的差額，價格就不受奢侈品稅的影響。但對奢侈品的需求是否完全取決於凡勃倫效應，有待實證研究的支持。 Pesendorfer(1995)用重復的約會博弈(date game)模型來解釋在不斷更新的時尚周期中消費者如何進行消費決策以贏得理想的社會地位(通過約會交際的形式)。該研究的特色在於：一方面，引入動態的重復博弈；另一方面對供給方的研究比較充分。此外，Pesendorfer假定炫耀性商品(主要是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在某一時刻呈現單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與Bagwell和Bernheim的無限可分假設相比更加貼近現實。但Pesendorfer的注意力在於對追求時尚和相對社會地位的動態解釋，在每一期博弈中沒有對從眾、勢利等效應進行區別。
Pesendorfer認為，時尚的目的是在社會交往中把人分為不同的類別，希望與一類「適宜」的人交往的願望引致了對新的設計樣式的不斷需求，時裝、汽車等耐用品的設計樣式正是一種顯示個人質量(收入、品味、受教育程度等)的信號，但對設計樣式質量高低的篩選歸根結底需要通過價格來實現。如果價格充分高，高素質人群就可以與低素質人群區別開來，因為均衡狀態下合乎時尚的消費者絕大多數屬於高素質人群。
Bagwell和Bernheim假定炫耀性商品(位置商品)與一般商品的物理功能完全相同，這樣一來不同類別廠商的生產成本差異就被不自覺地忽略了。Pesendorfer在這一方面做了更符合現實的設定，即時尚商品樣式的設計費用(包括廣告宣傳費用)是一個大小不等的固定成本，而復制樣式的邊際成本為零。為了補償設計費用，廠商需要對新的設計樣式定一個高價，固定成本越高，價格越高，維持時間(相應的時尚周期)越長。因此，Pesendorfer認為，時尚奢侈品的高價主要是由供給方驅動的，這與Bagwell和Bernheim的需求方驅動觀迥然不同。此外，他還指出廠商的市場力量或聲譽可以影響價格水平和時尚周期的長短。當然，社會習慣對炫耀性消費的刺激也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刺激，時尚設計費用無法通過一般的消費方式得到補償。
重復博弈的每一期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生產者決定是否創造新的設計樣式以及如何定價；
第二階段，消費者決定購買哪一種樣式，且每一種樣式肯定會有消費者購買；
第三階段，消費者獲得消費某一樣式的商品，並依照一定的規則獲得和另一個消費者配對約會的機會(實現某一社會地位)。
在一期博弈的最後，每一對消費者(局中人)分開，新一期博弈開始。在新一期博弈中，每個消費者(局中人)的歷史信息都是不可觀測的。Pesendorfer把混同均衡和分離均衡定義為平均結果(egalitarian)和優越結果(elitist)。實現優越結果有兩個條件：一是高素質階層對約會對象的衡量標准大大高於低素質階層(這個條件直接蘊涵在Pesendorfer設定的效用函數中)，直觀地體現了不同素質人群的差異；另一是生產者有充分的市場力量保證時尚周期不會太短，即時尚產品的價格不會在較短時間內降低。這說明凡勃倫效應是供需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
子博弈精煉均衡是一個弱馬爾可夫協調均衡(weak Markov coordination equilibrium)。在這一均衡條件下，時尚周期將周而復始，永不停息。Pesendorfer也認為，炫耀性消費是一種浪費，給社會福利造成損失，如果沒有時尚和對時尚以及社會地位的追逐，所有的消費者都會受益；明晰的社會結構將有助於降低顯示信號的動機，這一點他與Frank的觀點一致。
Corneo和Jeanne(1997a)進一步討論了供給方的行為，他們把炫耀性消費理解為社會風尚甚至社會規范，以Akerlof和Romer關於社會習俗(規范)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研究在炫耀性消費過程中供給方對需求方的影響。但他們否認社會規范都是約定俗成的，炫耀性消費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就可以被廠商創造出來。這種創造類似於長期投資，廠商在跨期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有進行此類投資的激勵。Corneo和Jeanne沿用Leibenstein的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概念，驗證了在什麼條件下供給方有動機創造具有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這樣的消費習慣。雖然他們的研究凸現了供給方在炫耀性消費過程中的作用，但其實並無新意，因為這一領域早已充斥大量營銷學、廣告學的文獻，他們只是進行了經濟學描述。 Corneo和Jeanne(1997b)用一種新的視角解釋了凡勃倫效應的產生機制。他們也假定炫耀性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沿用了Leibenstein的分類，並把從眾效應解釋為「擔心被認為是窮人」，把勢利效應解釋為「希望被認為是富人」，這恰好與凡勃倫提出的「歧視性對比」和「金錢競賽」相吻合。因此，他們沒有單列Leibenstein提出的所謂凡勃倫效應，而是把對凡勃倫效應的研究寓於前兩種效應之中。他們認為，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的產生依賴於社會規范如何通過相對收入來決定社會地位，消費者關於炫耀性商品的消費決策建立在對社會地位提高與非炫耀性商品消費損失進行權衡的基礎之上。
Corneo和Jeanne的創新在於，他們提出消費者消費炫耀性商品的動機在於追求炫耀性商品的信號價值(signaling value)，而信號價值對從眾者和勢利者是不同的：購買某種炫耀性商品的人越多，該商品對從眾者的信號價值越高，而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就越低；反之，購買者人數越少，該商品對從眾者的信號價值越低，而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就越高。關鍵的變數是消費者的數量。既然消費者消費炫耀性商品的動機在於追求它們的信號價值，所以只有在價格上升能夠提高商品的信號價值時，凡勃倫效應才會發揮作用。此前的研究者都只重視價格，比如Leibenstein把凡勃倫效應描述為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這其中的區別在於：凡勃倫效應究竟是產生在某一商品市場上，還是產生在某一個(或多個)消費者群體中間。因為價格在市場上一般是統一的，而信號價值則因人群而異。
Corneo和Jeanne沒有把凡勃倫效應套用到整個產品市場，而是應用於某一消費者群體。他們的研究結果是，凡勃倫效應存在於以下兩種情況中：首先，如果消費者是勢利者，此時即使對某種炫耀性商品的市場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仍然會出現凡勃倫效應，其產生過程是：價格上升，消費者數量減少，該商品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上升，促使他們增加購買。其次，當消費者是從眾者時，也會出現凡勃倫效應。如果炫耀性商品的信號價值隨購買者人數的增加而提升，那麼從眾者需求曲線是向右上方傾斜的，即價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大。這個結論與凡勃倫的理論相契合：炫耀性消費不是有閑階級(勢利者)的專利，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有此偏好。但Corneo和Jeanne沒有說明在第二種情況下向右上方傾斜的需求曲線究竟是產生凡勃倫效應的原因還是凡勃倫效應的結果，只是指出，當消費者是從眾者時，需求曲線有可能是向右上方傾斜的。而且，他們的模型還忽略了兩類消費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Comeo和Jeanne認為，如果凡勃倫效應已經發揮作用，那麼增加對炫耀性商品的征稅只會提高其銷售價格，進而提高消費者的需求，根本收不到抑制炫耀性消費和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果。 Corneo和Jeanne(1997b)曾簡單討論過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與公共物品消費方面的搭便車問題，Jaramillo(2003)也從這個角度對炫耀性消費進行過闡述。他認為，炫耀性消費推動了社會分離，將社會分割成各種社團。即使人們並不喜歡炫耀性商品，仍不得不參與一種信號發布競賽以期進入某一社團，因為他們將從與該社團的交往中獲益，比如友誼、求職信息、商業機會等是在社團外不能獲得的資源。從這個意義講，社團可以被視為一種地方性(或階層性)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公共物品的消費自然會存在搭便車問題，炫耀性消費恰恰能為地方性(或階層性)公共物品產生一種針對團體外人員的排他性，比如高檔藝術品的消費就是一種阻止別人躋身上層社會的壁壘。
Jaramillo設計了一種兩階段博弈：在第一階段，人們進行炫耀性消費，展示其本來不易觀察的稟賦，通過這一信息的傳播，來形成社團；第二階段，社團形成以後，其成員繼續對地方性公共物品進行投資，並從中獲得社團以外所無法獲得的資源。在博弈中，炫耀性消費是一種承諾和一次性投資，如果這種承諾要求不高，就會產生混同均衡，社團也無法形成。
Jaramillo的模型構造並無新意，但卻對炫耀性消費的社會經濟內涵做出了更充分的解釋。他設定的效用函數顯示，炫耀性消費本身不產生效用，人們不是單純地為了追求地位而追求地位，效用來自於社團形成後帶來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而且，根據博弈的結果，在社會中富裕人群的比例或概率(這是博弈參與人的公共信息)下降以後，進行炫耀性消費的激勵也會減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社團能夠形成，但受規模限制，地方性公共物品也只能產生有限的效用。可見，炫耀性消費活動之後的收益非常重要。從另一個角度看，高素質(收入)人群進行炫耀性消費以努力區別於低素質人群，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歧視性對比」，而是因為不能容忍後者搭便車消費地方性公共物品。
現代社會中，不管承認與否，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炫耀的傾向，這可能是生物進化的產物，是有其積極功能的，當然也有消極功能。炫耀是不可能被鏟除和滅絕的。但炫耀應該選擇合適的手段，不一定要窮奢極欲，不必非要靠購買一些炫耀性商品來表示，關鍵是還要認清消費者自身的身份。消費是要同自身的文化內涵相匹配的，盲目追求炫耀或超出自身經濟條件去創造社會認同，這是消費文化不成熟的表現。成熟的消費者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個性以及對自身形象的預期選擇商品，首先看重的是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或風格屬性，而不是商品的含金量或華貴屬性。
炫耀性商品除作為商品外，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符號，它除了提供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外，還體現相應的文化內涵和所屬的社會階層。炫耀意識實際包含了更多現代社會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和流行時尚等信息。炫耀性商品能帶來的是獨特的設計和明顯的風格、高品質和高品位，還有昂貴的價格，但還有一點往往被忽視的是其積淀的獨特精沖和見解。毋庸置疑，現代的人們已經邁進了一個符號痴迷的時代，當下所面臨的視覺客體和審美客體已經完全相異於之前的任何時代，構成了炫耀符號的痴迷現象。不懂得這些，就不要盲目消費，對於任何一件商品來說，只要從中體會到品味、精緻、創意，那就是最好的消費。
中國式的炫耀性消費
歐洲人不論什麼階層，大多對奢侈享受都有一種復雜、奇怪、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神往與反感兩者兼而有之。法國人的態度比較典型，法國人是個喜歡享受的民族，他們認為節儉固然是美德，奢侈也是每個人的生活權利。但在中國的市場化城市社會中，大多數人對奢侈品消費的態度通常都比較矛盾：一方面，從道德上對奢侈消費既妒忌又鄙夷，它是有錢人的標志，是奢靡享受的代名詞，並且使用者大都是能搜刮社會財富的人，另一方面，內心並不排斥自己對奢侈品的嚮往，在自身條件可能的情況下，無不想嘗嘗奢侈品的滋味。在鳳凰電視台的世紀大講堂的一次現場測試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厭惡富人，但幾乎所有的人又都想做富人。
一個標準的中國式奢侈品消費者存在兩種分裂的形象：一種情況是平時穿著規矩的套裝，進出於高檔寫字樓、政府大廈、高校大門，具有不同的學位，每年有各種機會和理由到國內外去參加各種會議連帶旅遊；另一種情況是穿著皮爾卡丹的西裝，開著「廣本」轎車，系著金利來皮帶，用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告訴北京、上海或者廣州的「友誼商店」的某位售貨小姐「買塊勞力士金錶」。
中國式消費有一種標榜性和誇示性，這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炫耀式消費。西方的炫耀式消費具有普遍性和自然性，它是為了一種興趣、一種生存感受性，或者保持一種與身份相應的教養和尊嚴，而中國的炫耀性消費是標志性的，不是為了生存感受和尊嚴，而是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這樣消費的一群人才能這樣消費，只有這樣消費的才屬於這一群人，他們要藉此區別與他人的不同，要標榜自己的社會地位，例如說，開一輛高不成又低不就的轎車，對他們來說是很神氣的。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況下，消費是一種權力和財富的標志，標榜性是這種消費性的主要特徵：可以不這樣做時和不可以這樣做時，或者不必這樣做時，都要這樣做。
消費常常已經不是消費了，而是一些城市裡的小農暴發戶的代稱，他們試圖通過消費物品來把小農品位打扮得更有情趣，他們這種願望是在和他們一樣具有小農式消費精神的人群中實現的，有人欣賞和吹捧，他們才能自鳴得意。這種消費生存，既扭怩作態又嘩眾取寵，具有形式化、表面化、裝飾化的時尚性和標榜性效果。例如說，擁有一輛雅閣本田便可以使自己神氣、使別人羨慕，這就遮蓋了自己骨子裡的小農的委瑣，因為一輛小轎車的表現是很氣派、很氣質、很風度、很教養的。仗著讀過學士、碩士、博士，在有錢掙、有地位撐、有前途奔的地方混著，家裡不多不少剛好有兩個書架排滿著，依靠知識就是力量的偽裝、依附於權力主流而暴發起來的人，成為追逐消費主義生存的主導人群。他們在消費時自以為自己像個貴族，把自己裝扮得高雅時尚，可骨子裡還是小農。
這使中國的消費行為與人們的生存精神和生存現實、與反映這種精神的文學的關系復雜化了，它讓消費中的物質與精神的兩個層面分離了，也讓文學與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了，人們所看到的消費主義文學情景，由於其片面性和精神的虛假性，使人們無法從中看到更真實的現實。
5. 朋友圈60元就能環游世界，為何好多人選擇這樣的炫富手段
恰逢國慶長假將至，不少人都想著去旅行，藉此機會拍一波大片到朋友圈「顯擺」。有的人選擇了用60元的方式來環游世界，為何好多人選擇這樣的炫富手段？
還有就是成本的考慮，這個是最少成本而獲得別人關注的，一個標題就可以，雖然知道這個事情實現的幾率很小，但是，通過這個獲得關注了。萬一有媒體報道，自己就出名了，直接跨界干起來直播就可以了，你說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做？你說這個成本考慮是不是很對路子？很多人做這個，我覺得是有考慮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想法我們尊重就好，人家的生活，我們沒有必要指手畫腳，你說是不是？
6. 為什麼有很多人喜歡在朋友圈炫富呢
隨著生活的發展，我們的生活也是越來越便捷，但是當我們生活便捷的同時也會發現很多人在炫富，那為什麼會這樣呢？下面我來說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一、炫富成本低
為什麼這樣說呢？很多時候朋友圈是我們的展示自己的生活的渠道之一，但是有的人卻用這個地方來做一些勾當，從而達到自己的一些目的。這時候就會選擇朋友圈來炫富了，朋友圈的炫富成本很低，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某寶買素材，可能一個豪車的小視頻或者很多人民幣的小視頻，這些都是很廉價的，可能也就幾毛或者幾塊錢。
所以以上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在朋友圈炫富的主要原因，當然還會有很多自己的原因在裡面，但是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個人覺得都不要這樣做，因為當你說了一個謊言你就需要很多謊言來掩蓋這個謊言。
7. 辯論觀點：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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