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齐国为什么要使用刀形钱币（刀币）
主要是因为齐国位于海边，国民多以捕鱼为生，捕鱼就得织网，而当时流行一种织网工具，行如刀削。
商品交易初时阶段以物易物，齐国国民离不开织网的刀，刀遂很是受人欢迎，不会跌价，后来国家就铸造了专用于作为钱币的刀
B. 希望有好心的人能提供春秋中晚期的一些资料~~
1、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确立。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在以下方面：
（1）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着提高。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2、比较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和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异同
（1）相同点：①都有扩大地盘、掠夺人口的目的。②春秋争霸和战国兼并在影响上，都是大吞小、强凌弱，减少了诸侯国数目，加速了奴隶制瓦解和促进了封建制形成。同时不可避免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2）不同点：①战国兼并具有封建兼并战争性质，而春秋争霸仅是奴隶主大国争霸战争。②春秋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成长。而战国兼并战争在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后，导致一个封建大帝国产生。
（3）诸侯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使诸侯国数目减少，各民族逐步融合，人民都渴望统一，这样就形成统一的趋。
3、比较春秋改革和战国变法的不同，并分析其不同的根本原因
（1）不同：春秋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争霸奠定基础；内容为任用贤才，改革内政、生产、军事；特点是在维护旧制度前提下进行。战国变法的目的是建立、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完成统一；内容为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实现中央集权；特点为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
（2）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春秋时期，奴隶制仅仅开始瓦解；战国时，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已经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阶级力量增强。
4、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认识
（1）老子政治思想的实质及影响：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面对着变革的社会，他的主张实质上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尽管当时没有统治者会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他的思想在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动荡之后（特别是在西汉初，其思想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社会需要休养生息，老子的无为思想为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无为思想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有消极的一面。
（2）如何认识孔子的阶级实质：
教材有言，孔子主张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面对着社会的变革，显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君采纳他的主张，最后郁郁回到鲁国，安心教书育人。
（3）如何评价墨家思想：
墨家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有进步的一面，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无法实现。
（4）孟子思想的实质及地位：
孟子主张“仁政”“民贵君轻”，其根本目的不是为百姓考虑，是为统治者长治久安计，他的主张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面对着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如何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的思想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司马迁评价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后世“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
（5）如何认识荀子的唯物思想：
物质决定意识，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反映在荀子思想中便产生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这种思想也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但这也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古代社会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当与此有关。
（6）辩证分析法家的思想及地位：
韩非子的思想：历史向前发展，今必胜古，主张按现实需要变革；治国“以法为本”“法不阿贵”；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思想敢于直面大变革、大动荡的社会现实，顺应了统一的趋势，有利于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所以在各家中只有法家思想在当时是最有用的，各国的改革变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使阶级矛盾激化，应一分为二来评价，以后秦王朝因暴政短命而亡，说明法家思想不能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
（三）、难点知识剖析
1、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从上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税收问题（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变革的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阶级基础——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
2、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1）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合乎秦国国情，这是变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2）变法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变法措施执行坚决，这也是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
（3）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提醒：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表现，因此，商鞅变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道理。
3、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繁荣的原因
（1）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阶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的崩溃，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为思想文化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
（3）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思想界异常活跃，这迫使人们去思索，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4）各国统治者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上的需要，纷纷网罗人才优待知识分子，养“士”蔚然成风，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优越地位，也有利于文化的繁荣。
（5）私学兴起与讲学之风的出现，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才干、敢于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思想家。
（6）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使各民族文化交流扩大，丰富了中原文化。
（7）夏商周时代的成果奠定了后来科技文化繁荣的基础。
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因此，其繁荣的原因离不开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下）
资料和注释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近年考古发现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一铜柄铁剑，学者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我国发现最早的铁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有“驷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 000 °C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 150～1 300 °C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 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有这样的内容：“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chú，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有了显着进步。耕作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农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国篇》有“多粪肥田”的话，说明当时深知施肥的重要。不仅知道施用动物粪肥，还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绿肥，把野草割来焚烧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烂，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开始施肥，比我国晚了1 300～1 400年。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长斗石，取上种”，就是说要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品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战国时代农业的显着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就是耕地要根据土地的干硬或湿软而分先后，干硬的土地必须先耕，湿软的土地可以后耕。高旱的田要注意保墒；低湿的田要注意排水。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条件，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纵横排列成行，以利通风；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苗密就会因水肥供应不足而夭折。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农业科学原理的。当时的人还掌握了耕种时节的重要性。“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易受病虫害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故强调耕种必须及时。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年景可产粟一石半，折今亩产九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折今亩产三石八斗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游高山深谷，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节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一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后来他被奉为匠师之祖。与此同时，官商已不能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如郑国大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听说秦国大军已来偷袭郑国，来不及赶回报告，就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献12头牛和4张皮革来犒劳秦军。由于他的随机应变，矫君命而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郑国已获悉秦国的军事行动，有了准备，便取消了这次偷袭。另外如越国大夫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贡在经济上的帮助。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分地位的变化，可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人们已有了初步的采矿知识。《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作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有明确地点可查的铁矿山有三十几处。《山海经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则统计“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数字不免夸张，但这时发现的铁矿山一定很多了。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选，将贫矿、碎石和泥土填充废巷，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这些说明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相当进步，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运载、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标志春秋时期经济上突破性发展的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炉温，这非扩大和改进鼓风设备不可。《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战国时期炼铁炉用成排的橐来鼓风。规模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几百人。考古工作者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燕国的燕下都也是个重要的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中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各国都有冶铁中心，最着名是楚国的宛，所谓“宛钜(钢铁)铁(shī)，惨如蜂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说明宛产的兵器质量是很高的。赵国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富比王侯，就是西汉初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因冶铁致富的。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硬而脆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把铸铁件经高温退火，使它变为既有比较高的硬度，又有比较好的韧性的可锻铸铁。依照热处理的条件不同，以脱碳为主的成为白心可锻铸铁；以石墨化为主的成为黑心可锻铸铁。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得到那样广泛的使用，可锻铸铁的发明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的白心可锻铸铁是1722年由法国人首先发明的。黑心可锻铸铁是1826年美国人发明的。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白心可锻铸铁叫“欧洲式可锻铸铁”，把黑心可锻铸铁叫“美洲式可锻铸铁”。其实我国发明可锻铸铁比他们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河东盐被视为“国之宝”。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海盐产量多，流通范围广。同时，李冰做蜀郡守时四川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纺织业。那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丝织物比较精美。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着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一次达5 000匹。麻织物比丝织物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长沙出土的麻布残片，比现在一般棉布要紧密(麻布经纱每10厘米280根，纬纱每10厘米240根，现在棉布中的龙头细布，每10厘米经纱254纬纱248)，说明当时麻织技术的高超。
漆器工艺在春秋时还附属于木器业。战国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早期漆器木胎还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得轻巧，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有些日用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即所谓金铜扣。这都说明漆器工艺的进步。
这已经很多了 你慢慢看看吧
希望有你想要的答案
C. 春秋时期齐国买米用什么币
春秋时期齐国买米用刀币
齐国是春秋时期的强大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素以经济发达着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钱币始终以刀币为主,战国晚期兼行圆钱。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齐国，是着名的军事家姜子牙的封地，因为它濒临大海，得渔盐之利，加之明君贤臣治理，因此国力强盛、军事发达、经济繁荣。正所谓“无市则民乏矣”，繁荣的商业贸易，促成了发达的货币文化。伴随着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齐国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铸造流通了一种形状像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青铜刀——当时人称为“刀削”的青铜铸币，称之为“刀币”。
D. 为什么战国时期齐国和燕国的货币是一样的，而战国七雄其他国家的货币都不一样
size=5][color=Brown]蚁 鼻 钱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是宋代洪遵《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的贝，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紊”字形贝，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阴文“紊”字形就如同一只蚂蚁爬在鼻子上故称之为蚁鼻钱，“咒”字贝，钱体与蚁鼻钱相同。“咒”字仿佛是一个鬼脸，所以被后人称之为“鬼脸钱”。后来有文字的铜贝统统被称为蚁鼻钱。所谓“蚁鼻”本喻轻小，晋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钩（剑名）”，意思就是只因轻微的缺陷舍弃了无价的宝剑，可见蚁鼻钱就是小钱。
楚贝的铭文有“紊字形、咒、安、君、忻、金、行”等等，“紊”字，有人将其解释为“圣桼”（降率），也有人认为是“五朱”、“各六朱”等的合体字。“咒”字多解释为“贝”、“哭”、“贝化”，钱文的含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3:20
[align=center][size=5][color=Brown]刀币[/align]
我国历史货币中还有一种刀形币，后世称为“刀币”。
春秋时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齐国，得渔盐之利，出现了商品交流的繁荣景象。伴随着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齐国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铸行了一种形状像刀削（青铜刀）的青铜铸币，称之为“刀币”。“刀币”最初是在齐国行用，到了战国时期在燕赵等地也与“布币”并行流通。它是由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刀削演变过来的。
“刀币”正式称谓是“刀化（货）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个部分组成。刀之缘以外廓，刃不向外，向左而不向右，所说凹背凸刃，刀首近于三象形，刀身和刀柄是大小相近的两个长方形，刀环呈圆形，这几种几何形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稳周正、丰满、圆润的形象美和和谐美。据实际测量，刀环的直径与刀首的长度是1：7.5，恰好是人的头部与身高的比例。而整个“刀币”的长度（一般为18厘米左右）又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这就是《周礼۰考工记》中所说的“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面成规”。这些精确的设计和巧妙的构想，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以后随着齐国疆土的扩大和与邻国交战，齐国的刀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到燕、赵地区。此时的刀币因为铸地不同、形体各异而形成了“齐刀”、“燕刀”、“赵刀”三大系列。 [/color][/size]
[[i] 本帖最后由 四月的血丝玉 于 2005-10-13 18:53 编辑 [/i]]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6:54
[align=center] [size=5][color=Brown]齐刀[/align]
齐国铸造，主要流通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齐刀比较厚重，以厚大精美而着称，基本形制是尖首、弧背、凹刃，刀的末端有圆环，面、背有文字或饰纹。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着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 “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根据实测：齐之法化一般长18.3-18.5厘米，宽2.87厘米，重44.5-50.5克；节墨之法化一般长18.5厘米，最宽2.8-3厘米，重59-61克；安阳之法化长18-18.5厘米，最宽2.8-2.9厘米，重44.5-47克；齐建（造）邦长法化约18.2-18.5厘米，宽2.6-2.9厘米，重42.3-47克；齐法化长约17.8-18.7厘米，宽2.6-2.9厘米，重40.8-50.4克，后两种是战国田齐所铸的刀币，其特征是刀币的外缘不断，币面的文字没有“之”字，仅为“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就是六字刀，据说当时是一种纪念币，传世极少，非常珍贵。公元前378-324年之间，也就是在齐威王到齐宣王时代，齐国以齐法化统一了各种刀币。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6:55
[size=5][size=5][color=Brown][align=center]尖首刀[/align]
刀币进入了春秋战国之际，扩大了它的范围。首先在燕国境内出现了“尖首刀”（包括“针首刀”）。燕出现刀币形式应是受齐国的影响。燕昭王颇能接纳人才，在位时开拓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辽西、辽东诸郡。燕国铸有“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等等。针首刀（刀首呈尖刺状）刀身与尖首刀相似，但刀首尖端更长，刀柄有直纹，正面两条、背面一条，铜质不精，制作也很粗糙，文字也简单或无文，主要流通于长城内外，故又称“匈奴刀”。“匈奴刀”在日伪时期曾出土于承德、张家口一带，被日本人所得，现在多藏于日本。
“尖首刀”（刀首呈锐角）刀身通长15-18厘米，宽约1.8-2.6厘米，重约15-16克。其形制与齐刀相似，弧背凹刃，刀身极薄，刀背极厚，但都因刀刃上端显得尖首而得名，刀柄面背有二直纹，一端有刀环。先是两面都无字，后来多数仅单面有字，以单字为多。“尖首刀”过去知道多出于河间、保定及聊城等地，建国以来，1974年辽宁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技大队出土了完整的“尖首刀”943枚，币铭文有一、六、日、七、八、九、已、亥、行、玉、丘、工、示、矢、年等等；1975年山东临淄原齐国之故城西东石桥村出土一批“尖首刀”，现存完整的80枚；1978年河北燕下都军营出土一批“尖首刀”计1845枚，最宽1.8-2.2厘米，铭文有：大、吉、阳、日、行、丙、上、古、矢等130余枚；1979年战国中山灵寿城遗址勘查，在早于城址的春秋至战国早期遗址的文化层内出土的“尖首刀”，刀身外缘隆起，断于柄处，柄有两道脊线，个别为一道脊线，不伸入刀面柄首为圆环形，其铭文有一、三、五、八、工、壬、化以、以化、一化、上化、非、云等，其背平素，刀长约16.2-17.4厘米，刀首宽2.2-2.8厘米，重11-15克。
根据地层判断，“尖首刀”币要早于城内发现的其它刀币，而尖首刀单独出土，并无其它刀币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尖首刀”比较中山国的刀要早些。从各地出土的尖首刀来看“尖首刀”与“燕刀”的关系非常密切。“尖首刀”最终改变了形制，刀尖缩成斜坡状，面文铸有一个“0D”字，由此可知“尖首刀”不是燕国政府铸行的“法化”，而是燕国境内一些地方民族为商业需要而铸行的货币。晚期“尖首刀”上出现明字，是明刀的先导。 [/color][/size][/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6:57
[size=5][color=Brown][align=center]燕明刀、磬折刀 [/align]
燕国的主要刀币是“明刀”，由于在这种币面上铸有一个“0D”字符号，此字的形态变化很大，对于它的解释，诸家各异，有明、易、燕、召等，故而又称“易刀”、“燕刀”、“明刀”。
“明刀”背面常铸有文字或符号，现已有几百种以上，一般都是铸地或铸造炉次的标识。其中背文为“齐”者通常被认为是齐国铸造，而称之为“齐明刀”，其它种类的则多称为“燕明刀”。“明刀”可能早于燕之建国，而燕人铸币应该铸空首布或贝，也不会刚开始就铸“明刀”。因为燕人在关中时使用布、贝，到燕地后，燕昭王复国后才铸行“明刀”。其刀首较窄，刀尖较钝，刀背弧度小，中断，因文字以一个“明”字而着称，长约14-17厘米，宽约1.3-2.2厘米，重15-18克。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及河间、保定、辽宁省凌源等地出土，是燕明刀的早期形式。
“明刀”以其刀曲折的状态分为“圆折刀”与“磬折刀”两种。
“圆折刀”一般说来是一种体形较大的刀，长约12.8-13.5厘米，宽1.6-1.9厘米，重约14克。其型式与“尖首刀”相同，只是刀的面纹有一个“燕”字，背文分别有左、右、内、外、中，并配以其他文字，这可能是纪范文。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形。背文比较复杂，多以易字及左、右字，如左、左一、左上、左易、易邑、右、右上、右六等。
“磬折刀”（又称方折刀），一般体形较小，长约12.4-13.3厘米，宽1.5-1.7厘米，重12-18克，有的仅重1.4克，这是个别现象。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是方折，古钱家称这种方折为“磬折”。其字体长大，雄伟豪放，风格上近乎即墨刀的文字，背文有左匽下、右邑、匽八、匽邑外炉，外有工、行、化等单字。燕昭王派遣乐毅伐齐，占领其七十二城，达六年之久。在齐国所铸造的“刀币”也有圆折的，颇厚重，通常视作燕刀中的珍品。“圆折刀”有减重现象，相差可至三厘米以上，大约是惠王时出的，在此期间一方面因为齐国的将领田单失败，齐国的领土尽失，另一方面又与赵国失和，连年战争，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促成了货币减重现象。
此后，燕国可能推行了一次货币改革，废止了圆折刀，改用方折刀，款式仍旧，重量减轻。改革之后，好像安定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减重，末期的方折刀既窄又短，铸工粗糙，但数量反而不如初期多，学者们推断可能是燕王在辽地所铸，但不久就被灭亡，故而所出不多。这种外缘方折下垂特长的匽刀，出土多在山东半岛及济南、益都、肥城、莒县、昌邑等地，背文多有地名如莒、安阳、齐等，有的记数及干支字，出土的数量不多。
燕地使用“刀币”应当在千年以上，前后共经五次改革，比其他地区可谓安定得多。只是地处偏僻，工艺落后，其刀币略显粗糙，然而却具有一种深厚的乡土风格，率直生动，齐赵两国有所不及。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2
[size=5][color=Brown] 齐 刀
齐国在姜氏公室时代的货币制度，现在还无法确知，大约“刀”、“布”、“圜钱”都在民间流通过，与三晋的情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春秋末期，大夫田氏专权，大力推行刀货，为其谋国篡位的手段之一，刀币开始在市场中占据主力地位。到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田氏灭姜氏而建立了齐国，其刀币就逐渐成为齐国的法定货币。
齐刀中的“齐之法化”俗称“四字刀”，长约17厘米，宽2.8厘米，面文瘦劲有力，朴拙秀雅。背文接近刀首部有“≡”，下标“|”、“†”，再往下还有日、上、夻、甘、化及数字等。正面的文字解释也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齐”字为国号，“夻”字被解释为“法”，新的解释为“圜”。也有好多人认为应该解释为“太公”二字。称作“圜”的人说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做过圜法，所以应该读“圜”，称作“太公”的人说应该是纪念姜太公的，却不知道这种钱是田氏所造。当时，田常、田盘等霸据齐城，诛戮姜氏宗室，杀害有势力的官员，凶狠无比。同时发行新钱，控制市场、聚敛财富，所以称这种钱为“法化”，正如魏国称其钱为上金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解释为“圜”，却不能解释为“太公”。关于背文中的“三”，有人认为三是与下面的十字配合起来，读作“三十”，是纪值。其实，这是当时钱币的符号，“空首布”、“尖足布”都有这个符号。而这个“十”字确实是纪值的。齐国原先行用“布币”与“圜钱”，田氏作刀币，以一抵十，平衡食粮，控制物价，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办法，与刘禅铸“直百五铢”是同一手法。“法”字则是属于吉语一类，其意思为平，为值，可与釿通意。另外的字，或纪值，或纪地。齐刀身部粗壮，柄部细弱，俗称断缘。起铸造工艺与铜的质量都非常精良，是用石范铸造的，故而十分规整。这种钱没有见到减重现象，可见发行是成功的，这为田氏奠定了谋国篡位的基础。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3
[size=5][color=Brown]六字刀
“齐造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是田氏列为诸侯时的开国纪念币。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承梁惠王求魏侯代请于周，周王立田和为齐侯，正式建立齐国，乃铸造“邦刀”纪盛。所以其文字定为“齐造邦长法化”，背文多一字，通长18.2-18.5厘米，宽28-29厘米。其中第“一字”解释为“齐”，第二字解释为“徒”或“途”，“齐之法化”现代解释为“造”，第四个字过去解释为 “就”， 现代解释 为“长”；背文除纪值的十字与纪范的数字与前品相同外，又出现一些文字，如司、工、日等，这可能是新建铸造厂的代字。这种刀的范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缘的，一种是断缘修补的。因此有人认为造“邦刀”应该铸过两次，第一次在安王十六年，当时被列为诸侯时，因为出于仓促，便把旧范精加修整，用来灌铸，所以有断缘的痕迹；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年，从新雕刻钱范，大量铸造。这种刀币都出自石范，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的佳品。[/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4
[size=5][color=Brown]三字刀
“齐法化”通常长17.8-19厘米，宽2.6-3厘米，重40.8-52.4克，被称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以后通用的法币，有纪地的，如丘、安、方、易、白、公、平等，也有类似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流通的时间很久，区域也极广，为齐刀中最多的一种，且无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
“节墨之法化”被称为“五字刀”。节墨也就是即墨，本是地名，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姜齐时代，一直是独立国家，春秋末被齐国吞并，后田氏之子谋国，得到即墨邑的支持，所以在田氏公室的统治下，能发行自己的钱币。即墨邑何时开始行使刀币，目前还不能确知，也许原先即墨独立时，就已使用这种奇特的钱币。现传世的“即墨刀”有两种，大型的长17厘米，宽2.7-3.0厘米，重51-61克。小型的长14-16厘米，宽2.0-2.3厘米，重33-35.5克，年代较晚。它们的制作都十分精细，断缘，绝不像是减重形成的，显然是同时制作的有系统的钱币，这是春秋时期的作风。同时这两种刀背文都没有三横竖，而是大型的篆字，风格极似尖首刀，制作时间比背文带三横和“齐之法化”还要早。所以有人认为即墨比田氏行使管制经济政策要早些，后以其经验行用于齐邑。同时“即墨刀”的范式也用齐邑的款式，行用不久便停用小型币。在“即墨刀”中有种背文为“辟封”、“安邦”字样的，被认为是襄王复国时（公元前279年）所铸的纪念币。
“安阳之法化”俗称“安阳刀”，也称作“五字刀”，文字比“齐之法化”略显粗壮，断缘，通长18.5厘米左右，宽2.8-2.9厘米，重44.5-50克，也有小型的。安阳为邑名，当然没有问题，但在齐国什么地方则众说纷纭。最早有人说就是《左传》所称谓的“安革”,在今山东济南附近。也有人说在今天曹县以东。据史料记载，传世的断缘安阳刀不会出于此出。另外有人以为安阳在今山东莒县附近，莒县一向是军事重地，安阳刀应该出自这里。学者们一向重视这一说法。按史籍所载，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田白代莒，占领了这个地方，可能在安阳铸钱，行用于莒地，以扩大其势力。二十六年之后，其子田和出造“邦刀”。“安阳刀”与“即墨刀”同时改制，用不断缘的范式。
总之，齐国的刀币选材精细，制作优美，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以四季平安。齐国的刀币在各国“刀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5
[size=5][color=Brown]赵刀
赵国是三晋之一，行使的货币以“布钱”为主。赵国与燕国的货币经济关系较深，所以赵在国都邯郸及主要大城市也铸行刀币。荀况时（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赵国已成为刀布币并行的国家，在荀况《富国》一文中就有“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奇之食，苟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的话。赵国铸行刀币不会早于燕国，更不会早于齐国。
赵国起初定都于晋阳，后来迁至邯郸，以其地域关系，工商业异常发达，铸造货币也超过其它各国。传世的东周古钱中半数以上出自赵国，当年的盛况可想而知。赵国的货币政策似乎可分成两个阶段。政府在晋阳时，曾经仿照魏国实行管制经济，发行釿布调节市场。当时以“釿布”为主币，“尖足布”为辅币。釿布由官府铸造，“尖足布”则由民间铸造。而民间的工厂为了牟取暴利，除尖足布外同时兼铸其他种钱币，或卖给外国人，或供应国际贸易商，所以各国各样式的钱币赵国都有出产。政府迁至邯郸之后，国力虽然不及往昔强大，但商业繁荣，却超过往昔。政府似乎放宽了管理尺度，改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不再推行釿布，改以“刀币”为主、“尖足布”为辅的货币政策，仍由民间自行铸用，不加干涉。此时铸造的刀币并不控制物价，而是一种普通性质的大钱。或一抵方足布五枚，或一抵圜钱十枚。当时政府在发行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以现在出土的赵刀数量上来看也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传世的“赵刀”数量不多，而减重的现象不是很明显，与“燕刀”大小相同，也并非“齐刀”所能比的。
“赵刀”主要是“甘丹刀”。甘丹即邯郸。赵刀首部稍圆钝，背稍微曲，刃稍凹，柄有脊纹二道，环作椭圆形，环孔较小。一般可以分为大小两种。大者通长13.8-14厘米，宽1.5厘米，重8.8克左右，背多无文平素，但也有“田”及数字等字，文字与外缘都比较细弱。材质为青铜，提炼精细，富有抗力，这种刀币的数量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铸行不久便停止了。小者较短、窄、薄，刀背直，刀刃稍凹、有廓，柄也有脊纹二道，柄底较平，孔呈椭圆形，通长12.5厘米，首部宽1.3厘米，重3.5克以上。邯郸刀文有的是“甘丹化”，通长13.8厘米，首部宽1.6厘米，重8.2克。按赵于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邯郸。邯郸刀的铸造工厂可能在此后中被破坏，故改出“白人刀”。“白人刀”比邯郸刀略微轻小，刀身直而不曲，环作椭圆形，正面币名“白人”、“白人”、“白”等。这种钱铸于柏人邑，白人即柏人，在邯郸以北，今河北唐山一带，春秋属晋，战国时归赵。这种刀有三种形式：一、刀柄有脊线二道，柄环呈椭圆形，平底，有廓，背多平素，也有一、五、六、十、廿一等纪数，也有化、丘等单字，长13.4厘米，刀首部宽1.5厘米，重7.5克。二、刀首平斜，刀柄刀环与前者相同，长13.1厘米，刀首部宽1.3厘米，重6.7克，铸造整齐，只见白人即白人化两种。三、长13厘米，首部宽1厘米，刀柄刀环呈三角状，穿孔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面文有“白”字，个别有“化”字，面背均无廓，有的白人刀背文有刀、厂、鱼、文、田、乙及数字等，字与外缘平夷，铸造、铜质都非常精美。但减重情况严重，故而大小不一，轻重参差不齐。实际上这种刀流通时间比较长，其减重是必然的，决非一次所为。以上两钱首部外凸为弧状，所以又称“圆首刀”。
“赵刀”里还有一种是“平首刀”是蔺邑所出。蔺与离石位于赵国北部，与燕、秦及戎人邻接，既是赵国的军事重地，工商名端口，也是重要的铸币中心之一。它所出的钱币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圜钱”和“刀币”。赵国开始铸币应在春秋中叶，工艺水准一直居首位，所出各种各样的钱币都非常精美。
赵国刀币中第三种是“小直刀”，是一种非常小的刀币。它的特点与齐、燕国的刀币不同，体型短小，刀身平直，几乎没有弧线，也无磬折，刀首呈椭圆形，刀柄也无脊线，背面无文，制作也较粗糙，但正面铭文整体浑厚，书法精美。一般长为9-10厘米，宽1厘米，重6克左右，最短的只有7厘米。其面文有四种：晋化、晋半、晋阳化、晋阳新化。其铸造年代可能与邯郸刀与白人刀同时，晋阳于孝成王三二十年（公元前246年）曾被秦所占领。春秋时为晋阳邑，战国时归赵，迁都邯郸后，曾三次铸造这种刀币，其数量不应该少于甘丹与白人，但目前出土和传世非常稀少，难得一见。
“直刀”的“化”字，有人解释为匕首的“匕”字，认为“匕”通作为币。晋半“小直刀”的价值为晋阳化的一半，即“半化”的意思。晋阳新化小直刀有人分析是对晋阳化而言，表明它有新旧之分。也有人认为新字是表明一种新的货币形式，为了区别于赵国通行的“布币”。
四种小直刀类型一致，其铸地是否相同呢？
钱学界和多数钱币辞书一般都认为四种小直刀为战国时属赵的晋所铸，有的则认为多流行于邻近燕地的漳水和滹沱河流域。赵国在战国时期是布币流通的区域之一，就像燕国是刀币流通区域之一样。到战国中晚期布币、刀币的流通区域都显着扩大，以至后来形成刀、布并行的流通区域。由于各诸侯国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加强，韩魏赵三国的一些重要城邑，大量铸行布币，燕国同样也铸行大量明刀。赵国与燕国进行贸易时，大量布币流向燕国，并受燕国刀币制度的影响，模仿燕刀铸行了一些或少量有自己独特形制的“刀币”也是很自然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晋阳化应为“圁阳化”，圁指圁水，在陕西神木一带。近年有人发现一枚晋阳化小直刀出自陕西米脂县，另有一枚“晋化小直刀”出自陕北吴堡县。后两地均距神木不远。所以有些人认为晋阳化就是“圁阳化”。四种“小直刀”都属赵国铸造是肯定的，但铸造地仍不太清楚。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6
[size=5][color=Brown]郢 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在商代的墓葬中就曾发现过用金叶制成的龙纹装饰品，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发展为重要货币之一。
我国古代的黄金主要产于楚国。楚国有一种有铭文的金钣（版），这种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一市斤，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颖、覃金、隔爰及卢金等等。这些带“爰”字的金钣，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印子金”。“爰金”有形制、铭文、重量，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
“爰金”在今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尤其以“郢爰”为多。“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7
[size=5][color=Brown]圜钱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秦国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阴钱”。济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济阴钱在秦国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最初的济阴钱直径长37厘米以上，重9克，穿孔较大，约1厘米以上。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济阴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color][/size]
四月的血丝玉 2005-10-14 07:09
[size=5][color=Brown]共字、垣字圜钱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0．7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4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0．9－1．4厘米，钱直径3．2－3．6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如面文“垣”、“共”字等。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刀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先后所仿铸。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
E. 齐国时期使用什么笔
毛笔。研究表明：毛笔产生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人使用毛笔写字作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发现最早毛笔的墓葬是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和湖南省长沙左家公山楚墓。正是由于这种毛笔，所以我们看到楚国竹简上的字体笔画劲挺，落笔起笔锋芒毕露。湖北省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也出土了毛笔，同时该墓还伴出了墨、砚等书写工具，它们与笔、简合起来可称为战国时期的"文房四宝"。
F. 春秋时期常用的兵器有那些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下）
资料和注释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近年考古发现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一铜柄铁剑，学者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我国发现最早的铁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有“驷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 000 °C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 150～1 300 °C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 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有这样的内容：“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chú，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有了显着进步。耕作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农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国篇》有“多粪肥田”的话，说明当时深知施肥的重要。不仅知道施用动物粪肥，还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绿肥，把野草割来焚烧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烂，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开始施肥，比我国晚了1 300～1 400年。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长斗石，取上种”，就是说要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品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战国时代农业的显着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就是耕地要根据土地的干硬或湿软而分先后，干硬的土地必须先耕，湿软的土地可以后耕。高旱的田要注意保墒；低湿的田要注意排水。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条件，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纵横排列成行，以利通风；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苗密就会因水肥供应不足而夭折。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农业科学原理的。当时的人还掌握了耕种时节的重要性。“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易受病虫害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故强调耕种必须及时。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年景可产粟一石半，折今亩产九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折今亩产三石八斗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游高山深谷，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节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一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后来他被奉为匠师之祖。与此同时，官商已不能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如郑国大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听说秦国大军已来偷袭郑国，来不及赶回报告，就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献12头牛和4张皮革来犒劳秦军。由于他的随机应变，矫君命而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郑国已获悉秦国的军事行动，有了准备，便取消了这次偷袭。另外如越国大夫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贡在经济上的帮助。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分地位的变化，可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人们已有了初步的采矿知识。《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作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有明确地点可查的铁矿山有三十几处。《山海经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则统计“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数字不免夸张，但这时发现的铁矿山一定很多了。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选，将贫矿、碎石和泥土填充废巷，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这些说明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相当进步，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运载、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标志春秋时期经济上突破性发展的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炉温，这非扩大和改进鼓风设备不可。《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战国时期炼铁炉用成排的橐来鼓风。规模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几百人。考古工作者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燕国的燕下都也是个重要的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中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各国都有冶铁中心，最着名是楚国的宛，所谓“宛钜(钢铁)铁(shī)，惨如蜂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说明宛产的兵器质量是很高的。赵国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富比王侯，就是西汉初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因冶铁致富的。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硬而脆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把铸铁件经高温退火，使它变为既有比较高的硬度，又有比较好的韧性的可锻铸铁。依照热处理的条件不同，以脱碳为主的成为白心可锻铸铁；以石墨化为主的成为黑心可锻铸铁。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得到那样广泛的使用，可锻铸铁的发明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的白心可锻铸铁是1722年由法国人首先发明的。黑心可锻铸铁是1826年美国人发明的。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白心可锻铸铁叫“欧洲式可锻铸铁”，把黑心可锻铸铁叫“美洲式可锻铸铁”。其实我国发明可锻铸铁比他们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河东盐被视为“国之宝”。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海盐产量多，流通范围广。同时，李冰做蜀郡守时四川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纺织业。那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丝织物比较精美。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着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一次达5 000匹。麻织物比丝织物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长沙出土的麻布残片，比现在一般棉布要紧密(麻布经纱每10厘米280根，纬纱每10厘米240根，现在棉布中的龙头细布，每10厘米经纱254纬纱248)，说明当时麻织技术的高超。
漆器工艺在春秋时还附属于木器业。战国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早期漆器木胎还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得轻巧，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有些日用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即所谓金铜扣。这都说明漆器工艺的进步。
G. 齐国时期，使用过什么工具崇拜什么图腾
刀币。
齐国和燕国的战国时期刀币很着名。
H. 战国时期有哪些科技发明
夏朝的音乐首推夏启所做的《九歌》和《九辩》了，不过现在看见的已经是经过屈原加工润色过的。
夏代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
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商朝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里打不上去，楼主去迅雷里面看看，下些字体，里面有好多。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编辑本段科学发展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西周用的文字是大篆，你还是自己去下吧。
周武王灭众多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强迫奴隶制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它是按照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的。周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制。“井田制”是周朝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业仍旧是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礼制和刑罚
周王朝有严格的礼制和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和奴隶的，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
商业和交通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西周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社会生活
采集是当时平民的主要日常生活来源，而狩猎则是贵族的娱乐活动。
战争与交往
周王朝建立以后，仍不断用兵，常和荆楚、鬼方、严允、东夷、淮夷等邻邦发生战争，互有胜负。与此相反，更多的则是与邻邦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春秋和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
【经济】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为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艺术】
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着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发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科技】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哲学思想】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着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编辑本段政治制度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今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编辑本段技术进步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丁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着的提高。已经较好他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已经能生产铅钡琉璃。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出现了一些私营大手工业主，如鲁国煮监的猗顿，秦国巴地开采丹砂的寡妇清，赵国冶铁的郭纵等。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社会重大变革
A、农业生产的发展
1、铁制工具的进一步推广：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
2、畜力耕田的推广：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3、耕作技术的进步：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4、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5、农业方面的提高：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B、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1、手工业的发展
种类：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人员：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奴隶、官奴。
技术：纺织业有新产品，并有地方特色。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采矿、寻矿技术。
产品：琉璃（即玻璃）制作的璧、剑首、印玺等。
2、商业的发展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1）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2）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的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城市的兴起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村。
4、货币关系的活跃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C、地主与农民
战国时的三种社会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矛盾。
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并且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1、地主的类型
封建国君，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贵族食封地主：战国四大公子：齐孟尝君田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他们有政治地位，经济上收取封地里的民户租税，又可放高利贷，家中养有食客，拥有奴隶，是地主中的保守阶层。
军功官僚地主：主要靠战功和政治才能获得土地、权力，来源有的是原来的将相，如魏国公叔痤一次得赏田四十万亩，王翦求田。有的用君主赏赐的钱购买田地，如赵括。
豪民地主：依靠经济手段起家，主要是大手工业主和大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布衣地主：自耕农通过做官或做买卖发财而购地成为地主。《吕氏春秋*博志篇》记赵国中牟自耕农宁越为摆脱种庄稼的劳苦，学习后当了西周君周威公的老师，得到不少土地，成了地主。
上述地主虽然在政治、经济上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共同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势力在不断扩大。
2、农民的类型
公民：是当时农民的主要部分，由国家授田，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徭役和兵役，有独立的经济和生产能力，但不能迁移，可以称为农民。
佃农：没有土地，但还有一些生产工具。租种地主的土地，是依附农民。
自耕农：一是士大夫阶级，二是立了军功的军人。
雇农：不仅没有土地，连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种子也没有，只好出卖劳动力。
3、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受封建国家“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等各种赋税徭役的剥削，受高利贷的盘剥，横征暴敛，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编辑本段科学发展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着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哲学思想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着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书坑儒，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I. 齐国时，使用什么工具
冷兵器火把
J.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产生在政治思想领域引发哪些变化
春秋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1、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出现铁农具。到战国时，铁农具的使用范围扩大。
2、春秋末年，我国已使用牛耕。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牛耕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次革命。
3、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着提高。
铁农具和牛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铁农具和牛耕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由于广泛使用铁农具和牛耕，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单位生产和个体经营的特色的小农阶层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中“千耦其耕”的奴隶集体耕种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分散的，一家一户制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与过去相比，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劳动工具的变化：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
过去：石器、木器、骨器、青铜器。
春秋战国：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和推广。
铁农具和牛耕推广的作用：
1、经济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2、政治上：使得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状况：
我国最早使用铁农具的记载：
我国铁农具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子》一书中记载，春秋时齐国已经用铁农具耕种土地，这是我国有关使用铁器进行农业生产的最早文字记载。在湖南、江苏等地的春秋墓葬中，曾发现一批铁农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上记载的铁矿山达三十多处。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又创造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用来制造韧性铸铁农具，从而使铁农具得以广泛使用，这项发明比西方早2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