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育儿嫂一般多少钱一个月
育儿嫂的费用因地区、经验和服务质量而异。在中国，育儿嫂的月费用大致在3000元至10000元之间。以下是一些影响育儿嫂费用的因素：
地区：不同城市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不同，因此育儿嫂的费用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育儿嫂费用相对较高，而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费用相对较低。
经验：育儿嫂的经验也会影响其收费标准。有经验的育儿嫂通常收费较高，因为他们具备丰富的育儿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相比之下，新手育儿嫂的费用可能会相对较低。
服务质量：育儿嫂提供的服务质量也是影响费用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服务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费用。这包括育儿嫂的专业素质、沟通能力、责任心等方面。家长在选择育儿嫂时，应充分了解其服务质量，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工作时间：育儿嫂的工作时间也会影响其费用。全职育儿嫂通常需要全天候照顾孩子，因此费用较高。而兼职育儿嫂则根据实际工作时间来收费，费用相对较低。
服务内容：育儿嫂的服务内容也会影响其费用。一些育儿嫂可能只负责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如喂食、换尿布等，而另一些育儿嫂则可能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如早教、陪伴玩耍等。家长在选择育儿嫂时，应根据自己和孩子的需求来确定合适的服务内容。
总之，育儿嫂的费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家长在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求。同时，家长还应对育儿嫂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其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态度，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② 为何说育儿成本太高
3月16日电 全面“二孩”政策已正式实施两年，但许多家庭“不愿生”或“想生不能生”“不敢生”。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谢资清建议，通过加大政策保障和公共投入优化环境，减轻“二孩”生育成本，让这一重要人口政策真正落地。
湖南省妇联一项调查发现，该省绝大多数育龄妇女对全面二孩政策表示欢迎，希望最好能有两个孩子。但明确想生二孩的仅为33%，表示不想生的占43%，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
在谢资清看来，二孩政策对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应鼓励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将聘任女性视为社会责任和对国家的贡献。鉴于接纳女性较多的单位对国家的潜在支持，政府可予以适度减税和适当财政奖补。
③ 为什么生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呢
01 上海市的育儿成本不断上升，显着影响了家庭的生育决策。特别是教育投入，其支出水平是其他城市的两倍以上，成为推高整体育儿成本的关键因素。
02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生育理念逐渐被追求个人发展和幸福所取代。现代家庭更注重人生的完整性、夫妻幸福以及孩子的陪伴，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持现有生活质量或只生育一个孩子。
03 经济条件限制了家庭的生育水平。2019年的数据显示，近半数的上海家庭年收入不足16万元，这对提升家庭生育水平构成了显着障碍。
04 提供隔代照料显着提高了生育水平。当祖父母能够提供隔代照料时，有42%尚未生育孩子的家庭表示在未来三年内确定要生育，这是无法获得隔代照料家庭的2.8倍。而在不能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39%尚未生育孩子的家庭表示未来三年内完全不打算生育，这一比例是在能提供隔代照料家庭中的3倍。因此，上海市妇联建议制定全面的系统性家庭政策，以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具体建议包括：
- 加强生育的社会支持，建立支持生育的社会环境。确保生育期妇女的合法权益，减少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评估抚养负担，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严格监管教育机构的高收费和乱收费行为。
- 提高儿童保障水平，降低养育成本。持续推动普惠性托育点建设，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托育资源，促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整合现有资源。鼓励托育机构、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提供课后辅导照护服务。加强生育友好的空间布局，建设更多的母婴设施。
- 平衡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确保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权益。保护女性就业和产假权益，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提议设立夫妻共享育儿假，并规定男性休假时间不少于育儿假的1/3。卫生健康部门可以与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合作，制定“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并每年推出“家庭友好型企业”。
- 增强隔代照料者的社会福利，完善家庭功能和代际支持体系。提供“喘息服务”，关注隔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通过社区志愿者和专业人士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健康支持和育儿指导。改善社区设施，创建代际共享的公共空间，并宣传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
④ 如何降低育儿成本
首先，关爱女性，降低“生育惩罚”。众多实证结果证实，我国存在“生育惩罚”，且这个“惩罚”不轻。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就明显减少就业女性的工作投入时间，降低她们的工资水平。加之，社会上普遍存在爸爸“不作为”的现象，更是增加了就业女性的负担。社会对已生育女性的关怀以情感为主，缺乏实质性的关爱。比如职业场所，企业基于评估自身生产能力的需要，期望探知女性的生育意愿。如今三孩政策落地，预计企业将以各种形式探知在职女性和求职女性的生育意愿。此行为不能完全理解为性别歧视，更多的是企业对未来生产能力的合理预估。如今，呼声最高的三孩配套支持措施是延长女性生育假期、加强女性公平就业权利保障等，但此类型的政策无疑是把生育成本转嫁到企业身上，于事无补。
2016年始，以深圳为首的各地城市陆续提出“积极推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并不余遗力地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园。但实际上，当今社会，儿童受到的关爱已经足够多了，家里家外备受关注，而家庭负担最重的“妈妈”却被家里家外忽略了。构建“妇女友好型”社会是提高我国生育意愿的前提和基础，建议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道德观念、城市建设、社会服务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给予婚育女性更多的理解、尊重，以及实质性的奖励。
其次，以释放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手段，降低“育儿成本”。当前，教育、就业、住房任何一座“大山”均可以压垮二胎家庭，尤其是教育支出。因多生一个孩子，从“奔向小康”倒回“解决温饱”，这让许多家庭始料不及。因此，这波“吐槽”中，二胎家庭成为了“主力军”。每增加一个孩子，家庭消费支出随之增加，但是以购买食物支出为主（孩子出生那一刻起，若不放弃工作，就得请老人或保姆帮忙，家庭人口成倍增加），相当于恩格尔系数提高了，简而言之就是“变穷了”，这不利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开展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显示，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中，80.65%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56.59%为缺少养育和照顾孩子的时间。生养孩子既花钱又花时间，储蓄和自由双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最大的养育成本是自由，没有工作的自由、没有聚会的自由、没有小口之家独立生活的自由。因为老一辈未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隔代教育取不到预期成果，一座城市里众多家庭的其中一员放下工作呆在家里教养孩子，其中不乏博士生，人们不得不感叹读书竟然是为了养孩子。德国陆续出台《生育保护法》、《联邦养育津贴法》、《联邦父母津贴和父母养育假法》等，每生一个孩子奖励几十万，奖励丰厚，但并未解决生育率低下的根本问题。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如何释放家庭劳动力，让家长可以继续追求自身价值，并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才是三孩政策的实施重点。
最后，再度审视教育制度，降低“育儿风险”。前段时间《小欢喜》、《小舍得》电视剧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热议，“鸡娃”“内卷”成为当下最热的词语，这两部电视剧反映了当代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鸡娃”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可能要追溯到《爸爸去哪里》这部综艺节目。该节目让人们发现娃原来有无限的潜能，随之，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攻下，各种“鸡娃”方法广泛扩散，部分文章更是主张在低年级时多陪娃。最要命的是，50%的中考升学率越来越明晰，许多娃还处于懵懂时期，就注定上不了高中。中考落榜的娃们一夜开窍，但为时已晚。前车之鉴下，提前教育从中学传递到小学，又从小学传递到学前。而且如今的课本和考试难度让人惊叹不已，提前教育可以为孩子省下宝贵的时间，包括睡眠时间、阅读时间。所以，与其对教育机构进行顶格处罚、查检各校作业数量，还不如重新审视教材和中考升学率的合理性。
“没有高中等于没有未来”，这是家长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基于对孩子未来的不可把控性，以及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不信任，为了降低“育儿风险”，有的家长积极踊跃，有的家长被社会环境裹挟前行，最终导致教育过度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焦虑”“跳楼”遍布全国。若社会矛盾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必然是制度使然，相关部门必须重新审视，而不是转移注意力。若中考改革是参考德国的双元制，那首先要让社会充分认识并接受，同时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最后才能落实中考改革。显然，相关部门并未让社会认识到，“蓝领可能比白领吃香”的未来现实，更未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却率先落实了50%的中考升学率。此外，如果中考改革是有根有据，那么提高课本难度的依据又是什么？大语文时代是为了充分贯彻落实国家文化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