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让故宫的文物资源活起来
去年以来,“虚拟现实”(VR)技术开始渗透到多个产业,如今,通过与故宫合作,VR技术在旅游和文创领域找到了新的商业应用。
故宫负责人表示,故宫已经研发了“智慧故宫”,三年以后,故宫的文化传播、安防等各个方面将更加强大,相信这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数字博物馆,不在于技术先进,关键在于原创,故宫有1200件建筑,通过数字地图可以看任何一个建筑的信息。
希望数字故宫可以早日建成!
B. 文物一般分为哪两大类
按时代对中国文物分类,总的可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
在古代,一般按朝代划分,不是按纪年划分,对文物也是按朝代归类。至于对某一件文物的研究,则尽可能要了解它的绝对年代。
古代文物,可分为商代文物、周代文物(或西周文物、春秋战国文物)、秦代文物、汉代文物、魏晋南北朝文物、隋代文物、唐代文物、五代十国文物、宋代文物、辽代文物、金代文物、元代文物、明代文物、清代文物。其中汉、魏晋南北朝等时期的文物,还可按具体的历史朝代详分。
(2)文物资源如何变化扩展阅读:
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1、翔实的科学资料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状况、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借鉴实物。同时,在保护中国生物基因、古代发明创造专利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能够为相关学科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和交融、古代人类体质健康状况、多种疾病的发展历史、动植物资源的谱系特色、人工栽培和驯养引发的基因变化、古代科技史发展、多种传统工艺传承等课题提供充分资料。
C. 文物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考古类专业总体而言,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冷的专业。竞争相对较小,所以工作分配的单位多为对口的单位。都属事业型单位,有专门的事业单位编制。不论是哪个方向,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就业都会越来越好。一般去博物馆、考古所等单位。收入在当地一般属中等,稳定性好,待遇不会差。
D. 故宫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5月18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北京表示,这些年,通过“数字故宫”的建设,“我们不断把文化、科技互相连接”。
此外,故宫努力优化观众服务,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自动讲解机、在显眼处设置导览提示牌、提供轮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从另一个侧面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故宫与腾讯地图携手打造的“玩转故宫”小程序亦正式上线,这也是故宫推出的首个在移动端的导览应用,供游客提前熟悉故宫基本信息。使用这个小程序游览时,还能享受位置查找、路线规划等精准的地图服务。双方还计划基于腾讯地图精准的定位导航能力和丰富的位置大数据能力,进行深度合作。
来源:中新网
E. 中国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发展
世界遗产的评定
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主要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第二条规定(参看前例)。遗产项目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审批程序。
每年举行一次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名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而提出的评价报告。
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的考察,主要由该委员会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保护联盟(IUCN)组织专家进行。前者总部设在巴黎,成立于1965年,是国际上唯一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方法、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推广的非政府国际机构,有80多个国家会员和4500多名个人会员;后者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于1948年,原名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宗旨是促进和鼓励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永久利用,成员包括分布在120个国家的富方机构、民间团体、科研和保护机构。两者受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分别对提名列入《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进行考察并提交评价报告。
文化遗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 批准。
①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②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③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④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入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⑤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⑥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该项标准与其它标准一起作用时,此款才能成为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自然遗产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给自然遗产的定义是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
①从美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②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态区;
③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只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并获得批准:
①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
②构成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 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
③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
④尚存的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种的栖息地。
文化景观及其它
文化景观这一慨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这样,世界遗产即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即双重遗产,我国的泰山、黄山、蛾眉山——乐山大佛属此)和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的选择应基于它们自身的突出、普遍的价值,其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能力。它通常体现持久的土地使用的现代化技术及保持或提高景观的自然价值,保护文化景现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一路来说,文化景观有以下类型:
①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
②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次类别: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过去某段时间已经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或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在于显着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其演变发展的物证。
③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 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还不多,庐山风景名胜区是我国“世界遗产”中的唯一文化景观。 此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遗址、自然景观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调查和审议,可列入《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名录》,以待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长城
北京故宫
北京颐和园
北京天坛
敦煌莫高窟 new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new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孔府、孔庙、孔林
武当山古建筑群
西藏布达拉宫 new
丽江古城 new
平遥古城
苏州古典园林
明清皇家陵寝
龙门石窟
大足石刻
都江堰——青城山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山西云岗石窟
F. 谁能系统梳理下最近几年文物法的改革方向
16大主要任务
1.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依托价值突出、内涵丰厚的珍贵文物,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2.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3.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保护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强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政策支持,开展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推进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加快长征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馆藏革命文物征集和保护,建设革命文物数据库,加强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物保护展示。
4.开展国家文物督察试点。加强国家文物督察力量,试行向文物安全角势严峻、文物违法犯罪案件和文物安全事故多发地区派驻文物督察专员,监督检查地方政府履行文物保护责任情况,督察督办重大文物违法犯罪案件办理和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处理工作。强化省级文物部门督察职责。落实市、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文物行政执法责任。
5.建立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建设全国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实现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防护设施全覆盖。聚焦法人违法、盗窃盗掘、火灾事故三大风险,发挥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坚持专项行动和常态监管相结合,打赢文物安全防范攻坚战。
6.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健全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体系,制定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实行文物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地方各级政府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完善常态化的国家文物登录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
7.建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深入推进文物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面向社会的项目审批,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应充分考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需要。完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强化考古项目监管,开展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专项行动。健全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和巡查监管制度。建立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依托不同类型文物资源,推动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在文物保护区域因地制宜适度发展服务业和休闲农业。
8.大力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充分认识利用文物资源对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地方各级文物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依法加大本行政区域文物资源配置力度。文物博物馆单位要强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盘活用好国有文物资源。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9.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在坚持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不变、坚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鼓励依法通过流转、征收等方式取得属于文物建筑的农民房屋及其宅基地使用权。加大文物资源基础信息开放力度,支持文物博物馆单位逐步开放共享文物资源信息。促进文物旅游融合发展,推介文物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和精品旅游线路。
10.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分类推进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赋予博物馆更大办馆自主权。发展智慧博物馆,打造博物馆网络矩阵。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落实非国有博物馆支持政策,依法依规推进非国有博物馆法人财产权确权。
11.促进文物市场活跃有序发展。制定关于引导民间收藏文物保护利用促进文物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开展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制度试点。建立全国文物购销拍卖信息与信用管理系统,接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守信联合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规范文物鉴定机构发展,多层次开展文物鉴定服务。适时扩大享受文物进口免税政策的文物收藏单位名单,促进海外文物回流。
12.深化“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实施“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合作专项规划,健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跨国合作机制。推进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工程和联合考古项目,将其纳入国家对外援助体系。开展文物外展精品工程,打造文物外交品牌。依托国家海外文化阵地和海外机构,搭建多层次机制性文物交流合作平台,与国外文物机构共建合作传播基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理,提升中国话语权,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13.加强科技支撑。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建设文物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方式融合创新,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
14.创新人才机制。制定文物博物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指导意见,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实施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加大对文物领域领军人才、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出台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开展文物领域表彰奖励。建设文物领域国家智库。
15.加强文物保护管理队伍建设。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加强国务院文物部门职能,充实力量,提升革命文物、社会文物、文物资源资产、文物国际合作与传播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地方党委和政府应依法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明确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机构,切实加强文物保护能力建设,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力量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确保文物安全。未设置专门机构的文物保护单位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强文物保护巡查管理。
16.完善文物保护投入机制。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转变。推动文物保护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加快公布文物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探索对文物资源密集区的支持方式,强化绩效管理。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投入文物保护利用。
很多新的提法和明确的重点任务十分值得关注:
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今年,中国文物报上刊登了多篇关于“文物资产”问题的文章,引起了行业的热烈讨论,本次《意见》也明确了将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
促进文物旅游融合发展。《意见》中明确提到将促进文物旅游融合发展,推介文物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和精品旅游线路,将对社会相关研学和文化旅游起到推动作用,刚结束国庆假期,也用数据证明了文化旅游的节节攀升,在这一方面,未来文博行业将大有可为。
博物馆将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博物馆将推进法人化结构建设,赋予更多自主权,也将鼓励文创,对文创绩效也赋予了更灵活的使用方式。
关于文物市场问题。《意见》提到将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物市场交易规范地管理,将“开展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制度试点”;此外,还将适时扩大享受文物进口免税政策的文物收藏单位名单,促进海外文物回流。
在文物保护投入机制方面:《意见》提到“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转变。”这势必对以后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产生影响。
G. 文物有经济价值吗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一词被炒得越来越热。国家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不惜投入巨资用于文物保护工程;各地区也不断挖掘地区文物资源优势,纷纷推出以文物古迹为主线的旅游景点;文物流通领域也异常火暴,“国宝”在各大拍卖行常常以“天价”成交。但同时也出现了“三孔事件”、“遇真宫火灾”、“长城被拆”等一系列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越发突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我们不禁要问:“文物”惹着谁了?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在争先恐后地挖掘“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都把目光集中在“文物”身上?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发生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这种种的疑问归结到一点,我认为那就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在作怪。 以前,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文物保护法》就明确讲文物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壁画”等。没有一条说的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物品是“文物”。我们评价一处文物古迹或一件器物时,说得最多的也是其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没有人能够说出“某某汉墓值多少钱”,“某某石窟能折合成几亿元的资产”。 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经常看到有关文物经济方面的报道。比如“山东泰山2001年接待游客449.7万人次,旅游收入21.8亿元,创汇1500万美元”。“故宫博物院出资2200万元‘天价’从中国嘉德购得‘中国现存最早书法孤品’《出师颂》。”这些报道让我们深刻地感到文物确实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经济价值。那么文物的经济价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按照文物的分类方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一下,将不可移动文物分为未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将可移动文物分为国家禁止买卖的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未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禁止买卖的可移动的文物,它们有使用价值,但不具有商品性。已经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文物,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价值,具有商品性,因此它们也就应该有价值和价格。 文物的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有用性,即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文物是古人的劳动产品,其使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具体看应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文物的使用价值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比如古代的书画、艺术品等,其用于满足人们审美、娱乐身心的使用价值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二是文物的使用价值部分发生了转移,比如一些尚在使用中的古旧家具、古建筑等,除了沿用当时的使用价值外,还为今天的人提供了古代文化的信息。三是文物的使用价值完全发生了转移,像一些古代的生产、生活用具,古遗址、古墓葬等,其当初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发生了转移,成为古代历史信息的载体。 文物的价值: 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马克思用“活劳动”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用“物化劳动”指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体现为过去劳动创造的产品中的人的劳动。从交换价值角度看,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与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即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凝结之和。以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为例。其中的活劳动主要是现代人开发利用文物时所付出的组织、管理、维修等一般人类劳动。物化劳动主要是古代人建造、保护、维修这些文物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古代人的物化劳动和现代人的活劳动一起构成了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同理,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也包括现代人保存、营销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和古人生产、保存、维护所付出的物化劳动。也就是说文物的价值是由现代人的活劳动和古代人的物化劳动一起构成的。 文物的价值量: 物化劳动只是借助活劳动保存、转移原有的商品价值,即保存、转移原有的劳动量。以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量为例。首先通过现代人对文物进行修缮、宣传、组织参观等活劳动创造了价值。但这并不是这些文物的全部价值,其中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古人的物化劳动的转移。在数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秦始皇陵动用劳役72万余人,移动土方超过500万立方米。明长城从1368年起,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修筑工程,耗尽了明王朝的国力。而我们今天对这些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维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当年那样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古人的物化劳动由于年代久远,却很难计算出其具体的量。由古人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直接转移到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上的价值量,远非我们现代人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所能媲美,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是古人聪明、智慧、血水和汗水的结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重要原因。同理,国家允许流通的可移动文物在其生产、保存、流传和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中,古人的物化劳动也远比现代人所付出的活劳动要多得多。 文物的价格与价值规律: 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内作为展品的文物它们的使用价值发生了转移,成为“无形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人们到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参观,不是在购买这里的文物,而是在研究、体会、欣赏文物带给他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信息。古人的物化劳动和现代人的活劳动价值的大小通过这种“无形信息”表现出来,这种“无形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提供这种信息的服务才是商品,而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恰恰是这种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因此门票收入应当包括古人建造、保存文物的物化劳动,现代人保护维修、组织管理的活劳动的价值。门票的价格与物化劳动的量成正比。古人的物化劳动只有借助于现代人的活劳动才能保存转移原有的价值;而现代人的活劳动如离开了古人的物化劳动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作为流通领域中的国家允许买卖的可移动文物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具有价值和价格,完全符合商品的属性。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现代人按古代文物仿造的器物,只能是“赝品”,不能称为文物。文物只有发现数量和开发利用数量的多少,而且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因此从理论上讲文物的价格应该高于其价值。但是由于人们对文物认知程度不同,或收藏人群的多寡,文物的价格有时也会低于其价值。但总体上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 通过上面的推理,我们明白了文物价值所在,下面我们再试着分析一下文物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以后,在社会中再分配的一般情况。先来看一下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价值分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文物经营单位的门票收入应负担的税费应当包括营业税、教育费附加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票所得的营业税属免税项目,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同时也得到减免。只有在有利润的前提下上缴企业所得税,而且对规模较小,利润较少的企业实行低税优惠照顾。假如一个文物景点的年门票收入是1亿元,这个企业一年就被免掉了540万元的税款。换句话讲,仅免税一项就得到净利润540万元。 按照上面税收计算方法看,门票的全部收入减去上述各项税费和运营成本之后的利润,就应该包括现代人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古代人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由于古人的物化劳动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量来衡量,在现实中就会把这部分利润看作是经营文物的超额利润。那么这些利润又是怎样分配的呢?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重庆大足石刻年收入2000多万元中,900多万元上交地方财政;“三孔”门票收入在7000万元左右,用于文物保护的只有500万元;武当山年门票收入1000多万元,全部用于武当山特区1800多名职工的工资支出和扶贫工作,用于遗产保护的金额为零。看看这些报道我们也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发当地的文物资源了。如果是将门票的收入的一部分上交地方财政或提出一部分用于自身的文物保护,这还能说得过去。如果将门票捆绑上市,或将文物景点由个人承包或干脆由私人开发,那么由古人物化劳动转移到门票当中的部分价值将改变其性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同样的道理,在文物流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是谁在利用文物挣钱呢?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文物经济价值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某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开发商,甚至是个人。 在一些地区文物成为摇钱树,创造着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面临灭失的危险。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文物资源保护状况并不都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由于缺乏资金,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还未得到很好的保护。虽然《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但真正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具体地讲,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引起大家的思考。 理顺文物管理体制的问题 《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在200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曾一再强调:……文物管理部门进行文物保护的投资和费用应列入财政预算,由政府拨款,文物管理部门的合法收入应上交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对还款收入只能用于加强和改善文物保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李岚清同志的讲话为理顺文物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因为文物管理部门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保护好,并使之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将文物作为资产经营的企业或个人的目的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尽快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个别单位或个人在经营文物景区时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的现象,甚至导致竭泽而渔、破坏文化遗产的恶性事件发生。 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和征收文物资源税的问题 《文物保护法》中讲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大多数作为非劳动要素文物的所有权性质是国有。《民法通则》对所有权的解释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所有人是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国家对这些非劳动要素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国家应当享有利用文物创造的经济价值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那么国家如何实现对这部分超额利润的收益和处分呢?我认为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和征收文物资源税不失为理想的方式。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就是从文物经营单位的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文物保护基金,用于已被开发利用的文物单位和未被开发利用的文物单位的保护和修缮。在我国周庄、杭州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做法。基金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状况。但因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收取的比例,收取的方式也各不同,带有很强的随意性。 在目前情况下,解决文物保护资金不足的最好办法就是征收文物资源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当包括一切开发和利用的国有资源。目前我国主要征收矿产资源税。然而《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作为非劳动要素参与到生产活动当中,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那么文化资源同样作为非劳动要素参与到旅游这项生产活动当中去,作为所有者的国家难道就不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了吗?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无论从非劳动要素角度看,还是从所有权角度看,国家都应当向文物的使用单位征收文物资源税。更何况近些年国家在文物保护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被修缮的文物单位也大多用于旅游开发,国家也应当保留对这部分投资的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总之,文物价值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文物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已被开发利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允许流通的文物具有商品性。经营文物可以得到由古人物化劳动转移到经营利润的那部分超额利润。但是由文物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很好地用于文物保护。要改变目前文物保护所面临的被动局面,理顺文物管理体制,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获得超额利润的单位或个人征收文物资源税,并将税款层层落实为文物事业发展基金,依法专款专用。文物资源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的财富,也是子孙后代的财富,要实现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范学新)
H. 历史文物的价值一般是怎么来进行判定的
文物一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三个方面的价值。具体到每一件文物,不一定都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但至少要具有其中一方面的价值。严格来说,文物不能买卖,所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其自身价值的。
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智慧和革命精神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其一,文物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令人信服的实物教材。人们通过文物右以深刻体会历史、祖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无数先辈为了反抗外敌入侵和推翻旧制度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
其二,文物是祖国历史发展的见证,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起到补充历史记载的作用。我国商代以前的历史,就是完全靠地下出土文物得到证实和恢复的。
(8)文物资源如何变化扩展阅读:
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1、翔实的科学资料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状况、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借鉴实物。同时,在保护中国生物基因、古代发明创造专利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能够为相关学科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和交融、古代人类体质健康状况、多种疾病的发展历史、动植物资源的谱系特色、人工栽培和驯养引发的基因变化、古代科技史发展、多种传统工艺传承等课题提供充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