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么是公共资源配置
为一定社区的人们共同拥有的财产，称为公共财产，是用于公共服务的资源。它在名义上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财物，但实际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得到它、占有它和使用它。公共财产作为公共物品，是由公共财政支出的，其来源是纳税人的税收。因此，每个公民都有享有的权利，但它不是单个个人所购买的产品，故只能作为公物存在。
作为公共管理内容的资源是有特定含义和范围的。一般说，为一定社区的人们共同拥有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都属于公共管理资源的范畴。这些资源，在名义上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财物，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占有它。这些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公共信息、公共企业以及人力资源等。 将这些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合理的分配就是叫公共资源配置
② 公共场所怎样管理分配公共资源（如公园里的羽毛球场，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座位等）
先占先得，随后的轮候问题要看各人风格。
③ 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中一直看得见的时候是市场化配置吗
其实呢这种方式呢也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说，你对我们来说，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好像回归市场化，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有所有的资源，平均分配让所有人都能享受这样的社会。
④ 合理分配资源的原则是什么
法律分析：一是必须有利于促进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还原其商品属性
三是必须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四是必须兼顾民生性，兜住民生底线。
五是必须统筹兼顾、配套推进，避免单兵突进。
法律依据：《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 第二条 基本原则:
一，问题导向、分类施策。针对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单一、行政性配置手段较多的突出问题，坚持从体制上改革突破，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公共资源配置长效机制。根据各类公共资源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分类分领域创新资源配置方式。
二，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展竞争性配置的公共资源范围，以资源配置方式创新推动实现公平配置基础上的效率提升，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公平分享公共资源收益。
三，平台整合、信息共享。整合分散设立的各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立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完善管理规则，优化市场环境，着力构建规则统一、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加快推进交易全过程电子化，实现交易全流程公开透明和信息共享。
四，依法依规、创新监管。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力健全规划、产权、监管等各方面制度，推动各类公共资源依法依规、公开透明配置。严格区分政府资源配置职能和监管职能，创新资源配置监管方式，实现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动态和全程监管。
⑤ 张占斌：城镇化涉及公共资源怎么合理配置问题
以下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论坛演讲实录： 图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李文杰：我们在这里能碰到您，也是您能多再加一把力，我们现在北京周围的这个城市，这几个城市的房子都不太好卖，如果您能真正促进环首都经济圈真能均衡化发展，对我们这几个城市的行业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张占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是我们这些年改革的一个重点话题，下一个十年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里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中央把城镇化作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来看待，而且也是被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也是内需的最大动力所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城镇化这件事情做得好、做得有质量、不离谱，这个可能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公共资源怎么合理配置、合理改革的问题。 我也注意到中央领导和有些学者也在讲，改革是我们最大的红利，我想把城镇化这个最大的内需和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怎么结合起来，来系统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可能还需要有更好的顶层设计，包括地方的基层创新实践，我说这两件事情结合得好，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由于时间关系，很难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但是我想城镇化这件事情，在中国意义重大，把它办得好、走得好，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强调我们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协调推进。同时我们这个城镇化也是一个生态文明下的城镇化，要走低碳、节约、集聚、绿色的城镇化，幸福中国、美丽中国的城镇化。 另外我们说确实是这个城镇化涉及到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最关键的还是要把人民群众最重要的事情解决好。现在大约有2亿农民在城里，还有大量的创业者在这梦想在城里创业的人，也没有解决户口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应当说既是我们的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的潜力所在，把这个潜力解决好了，涉及到很多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共资源的配置，应当说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力度和改革的决心，否则城镇化在进展中可能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对下一步很重要。
⑥ 公共资源分配中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对待
合理的差别对待指的是根据实质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
主要的几种类型有：
根据年龄、生理、民族差异而采取的合理差别。
根据经济上能力以及所得差异而采取的税负合理差别。
特定职业主体的特别义务和特别权利限制。
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标准时，当一种资源的任何重新分配，已经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
换言之，社会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资源在某种配置下，不可能有重新组合生产和分配来使一个人或多个人的浮力增加，而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减少，那么社会就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⑦ 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是什么意思
即通过转让集体共拥有的资产或权益，获取的收益由集体成员共享！
⑧ 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如何经营管理以及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
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需要通过设置合理的分配体制，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尽量减少贫富差距，同时提高经济运营效率！
⑨ 稀缺资源怎样分配才合理
1、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率的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是最为常见的分配稀缺商品的机制。同时，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也是最有效率的机制。由于人们对同一商品的评价不同，因此愿意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同。评价高的人，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而评价低的人就只愿意付出较低的价格。
通过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可以让这些商品分配到对它们评价最高的人手中，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某种社会“最优”配置。关于这种社会最优配置，更学术性的表述是：在均衡状态时，不可能在没有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境况变得更好，这即为经济学中有名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仅仅遵循帕里托效率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的什么目标，最常见者，例如公平。价格机制非常有效率，但却不一定公平。由于先天或者其他原因，人们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分化，从而人们所能支付的价格就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在价高者得的分配机制中，稀缺商品可能分配给了有钱的，但是对这一商品评价并不是最高的人手中；而那些对这些商品评价非常高的人，却可能因为没有钱，而无法获得这些商品。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两个不同的人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可以比较的：穷人的一块面包和富人的一块面包可以带来不同的满足感。
越是必需品，分配的公平感越重要，因此越有可能存在其他“更优”的机制。如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如果纯粹根据价格机制来分配医疗和教育资源，可能生小病的人受到了较好的医疗服务，不够聪明的人受到了较好的教育；而生大病的人却享受不起优质的医疗服务，聪明的人可能受不起优质的教育。
因此除了价格机制，人们还常用其他一些机制来分配稀缺商品。常见的有配给、排队、抽签等等。当然这些机制的存在，皆因为有权者（主要是政府）对商品的出售价格设置了上限，否则价格机制将自动发挥作用，实现有效率但不一定公平的分配。余下，我们一一简述这几个常见非价格机制的优劣。
2、配给机制，非常适用于非常时期
配给制是非价格机制中常见的一种机制。前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曾利用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全国大部分资源配置上都采取过这种配给的、计划的分配方式，例如，粮票、菜票，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配给制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特别是在地震、灾害等特殊时期，这种以强制性为后盾的配给制，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不至于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因此即便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已经被抛弃，但我们仍可以在很多场合看到配给制的影子。
例如在地震、灾荒等非常时期，如果有人违背这种配给原则，采取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出售生活必需品，他必然会受到道德谴责。
这种行政分配机制，在地震、灾荒等特殊时期，可以采用，但长时期施行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商品稀缺的固化。此外，这种行政分配机制的另一个明显缺点是拥有分配权的人无法知道不同的人对稀缺商品的主观评价，因而无法将这些商品分配给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实现物尽其用。特别是在日常时期，这一点缺陷显得更为突出。
一个可改良的办法就是在资源配给之后，允许人们根据市场机制自由交易这些商品或其凭证。在自愿交易下，这些商品可以根据人们主观评价的不同，实现进一步优化配置，从而改进效率，增加社会总福利。只要是自愿发生的交易行为，一定会同时改进交易双方的效用（不考虑短视等因素）。
3、排队机制在人们社会观念中根深蒂固
价格机制和政府配给之外，另一个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是“排队”。由于商品供给者（或第三方干预者，主要是政府）对商品的出售设置了价格上限，因此在该价格水平上，需求远超供给，引发“排队”现象。这在现实社会中非常常见，餐厅排队、医院排队、银行排队、春节购票也要排队（线上线下皆如此）。
排队使得对该商品评价较高，但支付能力更弱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付出更多的排队时间来获得该商品（穷人排队的时间成本要低于富人）。相对于价格机制的“价高者得”，排队实际上是“先到先得”。而“先到先得”这种占有资源的方式其实在人类演化史和所有权起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些情形下，如果一人“先占”了某种资源，且一段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那么该人就获得了该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依赖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依赖政府的配给机制，排队机制实际上依赖的是社会习俗。因此，排队机制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人们会将不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而插队的人视为缺少社会公德。
不过排队也有自己的缺点。排队花费了时间，但却没有创造价值。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租值耗散”。从而，为节省或者获得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又有很多制度创新涌现。举其小者，餐厅、银行的“叫号”制度就是节省了排队者的成本。
排队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其他有价值的事情，而不用担心其依赖“先到先得”习俗获得的优先权会丧失掉。消费者获得效用改进的同时，商家也因为人性化的处理赢得了商誉，这些都可以视为重新获取了本来会消耗在排队中的租值。
此外，“黄牛党”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为了攫取这些被耗散的租值。黄牛党首先付出了时间和金钱，批量购入了车票，然后就按照供求关系，在车站外灵活应变，不断地调整价格，以求在最后一刻把所有的车票出手，因而原本用来排队的成本就被黄牛党所攫取。
但是，黄牛党往往内外勾结，形成垄断票源后就大肆提价，因此严重干扰了资源分配机制的正常运作，从而为社会道德乃至法律所不容。
当然，为减少“租值耗散”而涌现的技术创新也不一定都是公平的。例如，火车票网络售票，由于黄牛党等的干扰，价格管制产生的稀缺火车票的排队分配模式实际上已经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了，因此网络实名购票应运而生，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在2014年春节期间，技术黄牛党再次死灰复燃）。
但这一技术创新又带来了新的不公，资源分配规则由排队中的“价格+排队时间”，演变成了此时的“价格+网络技术+运气”，那些不熟悉电脑，没有网络支付手段的农民工，显然处于新的严重不公之中。
4、无法解决抽签对象的抽签机制
为了减少稀缺商品非价格分配时无谓的“租值耗散”，抽签制应运而生。特别是信息技术出现后，使得抽签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其中，北京的车辆牌照抽签制就是一个典型。由于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因此各城市都会对每年新增车辆牌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导致汽车牌照成为严重稀缺的资源。
与上海根据价高者得的拍卖机制不同，北京就采取了摇号抽签制来分配汽车牌照，成为两种分配机制的鲜明对照。此外，在新股发行、保障房分配、奥运会门票分配等情形中，都可以看到抽签制的身影，有人甚至建议春运火车票购票都应该采取抽签制。
显然，以拍卖机制分配稀缺的汽车牌照资源避免了无谓的租值耗散，并且拍卖所得资金还可以用于修路、保护环境等。
但由于城市交通是公共资源，因此纯粹的价高者得的拍卖机制其实是不公平的。能够支付这些费用的人就可以享受城市交通带来的便利，而无力负担的人就不能享受，尽管他们可能已经为城市的交通建设缴纳过税收。抽签制则保证了公平，且如果不考虑抽签成本，也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无端浪费。
但机械的摇号抽签机制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因为跟行政分配、票证制一样，这种分配机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商品的主观评价和需求存在不同，而没有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购车者的具体情况不同，如家庭与单位之间的距离、从事工作的性质、个人健康程度等，都决定了不同程度的购车需求，而对此，抽签制只能视而不见。
一个可改进方式就是允许抽签后，抽中者可以根据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进行二次调节分配，以便评价高的人可以获得该商品，而评价低的人则可以赚取其他分配机制中被无端耗散的租值。然而，在现实中，抽签制的设计者很少允许人们在抽得该稀缺资源后进行自由交易。
原因在于这种改进后的额外收益被抽中者获得，而不是设计者。此外，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该稀缺商品，却又不需要，而转让出去赚钱，则说明他可能本就不该属于抽签的范围，进而动摇了这种机制的设计初衷，因而遭到设计者的反感和限制。
5、陷入悖论的价格+补贴机制
当然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从来就对这些非价格机制不满，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但可以通过其他补充机制来弥补价格机制造成的不公。例如，由于春节期间，中国人回家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一票难求现象持续了很多年。
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就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车票价格来使得车票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而基于维护公平感，则可以在提高火车票价的同时，给穷人发放货币补贴。
类似建议不仅仅出现在春运火车票购票时，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还建议拥堵费要自由浮动、电价要自由浮动、房价要自由浮动，并给予那些经一定程序被认定为值得补贴的人以货币补贴，并认为这一机制比配给、排队、抽签等非价格机制有效得多。
然而，这个建议只能是“看上去很美”。发放补贴等于使分配稀缺资源（的货币等价物）的权利转移给了有权者（主要是政府）。即便我们不考虑有权者获得分配补贴的权力之后，如何避免徇私舞弊、贪污腐败（这实际上是市场派经济学家对非价格机制的最重要质疑之一）。
但其中的悖论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一方面认为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该由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有权力进行二次收入调节：给买不起火车票的人补贴，给买不起房的人补贴等等。
再如引起广泛争议的“住房限购令”，一些人反对行政性限购令，但不反对开征房产税，认为前者就是非市场调控手段，后者就是市场调控手段。然而，后者是通过价格机制对住房资源进行一次调节，同时通过征收到的税收补贴穷人或者建设保障房，进行二次调节。
但是，如何征税，如何补贴穷人，如何建设和分配保障房，这又会涉及到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发挥。究竟是一次调控好，还是二次调控好，其实并无一定结论。当然征税还有将存量房逼入市场的作用，如果多套房拥有者众多，则影响可能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另当别论。
⑩ 六城实际人口超2000万 中央定调转变公共资源配置方式
除了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也是一座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重要体现。尤其是不少大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远超常住人口。
数据显示，目前包括北上广深、成都、重庆等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均已超2000万，不少强二线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000万。这也对城市公共资源如何合理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城实际管理人口远超常住人口
今年的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作为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过2200万、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作为四通八达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家对外交往中心之一，广州经受了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
这是广州首次披露实际管理人口，此前各地公布的一般是常住人口。根据广州市2019年统计公报，到2019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达1530.59万人，较上年末增加40.15万人，年末户籍人口达953.72万人。
也就是说，广州实际管理服务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近700万人。其中的差异在于，通常来说，常住人口是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的是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人口数量，这一数据没有涵盖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商务出差、旅游、就医等人群。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一类短期逗留的人口往往相当多。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常住人口和实际管理人口是两个概念，相比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包括了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短期到广州出差的人，只逗留几天，几天后又有其他人来广州出差，这部分群体就是实际管理人口。”
作为整个华南地区政治、文化、商业、教育、交通、医疗等中心，广州日常有大量的短期逗留人口。以医疗为例，广州的全国百强医院数量仅次于京沪，华南地区不少疑难杂症病患都会选择到广州就医。
在广州越秀工作、老家海南儋州农村的林先生说，村里时常有村民到广州来就医，“因为海南整体医疗较为落后，很多病在海南看不了”。
另外，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吸引的商业客流数量庞大。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有全国最发达的商贸专业批发市场，有大量的从业者、外来采购者，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停留。反映在地铁客流上，这部分群体是不用赶上下班高峰的，因此广州地铁的上下班高峰期客流可能不如北京、上海，但在非高峰期，客流强度超过了京沪。
除了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也超过了2000万人。今年5月，深圳市官方透露，目前深圳实际管理人口约2200万人。而根据2019年深圳市统计公报，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也就是说，在深圳短期驻留的人口高达九百万人左右。
另外，目前深圳常住户籍人口不到500万人，占实际管理人口比例仅为22.5%。也就是说，走在深圳大街上，每5个人中就有4个非深圳户籍，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呈现明显的倒挂现象。
同样，成都的实际管理人口也迈入了两千万级。据媒体报道，目前成都实际管理人口达2100多万，而去年成都的常住人口为1658.1万人，可见成都实际管理人口比常住人口多出了400多万。
除了广深蓉三城，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大关的至少还有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城市。尽管京沪没有公布实际管理服务的人口数量，但这两个城市目前的常住人口都已经超过了2000万大关，若加上短期驻留人口，甚至可能超过三千万人。以北京为例，早在2014年就有报道称，每天有70万人在北京看病。
重庆的常住人口超过3000万人，不过考虑到重庆总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因此作为城市统计的话，主要还是考虑主城区的人口规模。今年5月，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发布消息，重庆主城区要扩容，构建一个更大的“主城都市区”。扩容之后的“主城都市区”将包括原主城9区，以及渝西地区12区，共21个区。主城都市区面积、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达到2.87万平方公里、2027万人和1.8万亿元。
除了这六个城市，其他一些强二线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也超过了1000万人，甚至在向2000万人迈进。以电商之都杭州为例，尽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刚刚突破千万大关，但今年2月杭州官方透露，杭州在年前的实际管理人口达1600万，春节期间500万人回去了，剩下1100万人留在杭州。
同样的，今年1月，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也就是说武汉年前有实际管理人口1400多万人，这比当前武汉的常住人口多出了300万。
按实际管理人口配置资源
实际管理人口远超常住人口这一现象，蕴含着诸多深刻的意义。
一方面，大城市的实际管理人口远超统计部门发布的常住人口，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大城市化程度、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可能比统计数字更多。
另一方面，实际管理人口中包含大量短期驻留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公共服务资源配套也很值得关注。这些短期驻留人口虽然大多不占用大城市的教育和社保资源，但他们给城市医疗、交通、居住、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大城市未来应该以实际管理服务的人口作为标准，来实施公共资源的配置。
今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提出“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意见中的这一表述，对城市的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推动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加快补齐公共短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城市规划建设、综合承载力所采用的人口指标是按户籍人口来计算的，现在则主要是按常住人口计算，但离真正满足人口实际需求仍有不小的距离。
比如从2018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的床位数来看，东莞仅为37.1张，深圳这一数字也仅为38.1张，跟重庆（71.1）、武汉（86.5）、成都（87.6）、郑州（96.7）等城市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东莞和深圳等外来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亟须补足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
牛凤瑞告诉记者，人口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只有按照实际管理人口计算，城市的规划建设、综合承载力才能满足真正的需求。如今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短板主要是城市公共资源、公共设施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城市管理者必须考虑实际管理人口，否则城市的短板就会一直存在。
根据此前发布的《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到2035年，广州将建成国际大都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00万人左右，按照2500万左右管理服务人口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与此同时，当前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推动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实际管理服务人口来配置公共资源，有利于提升这些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应有的带动作用。
通常而言，在大城市短期驻留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周边省份，扩大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有利于这些地方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进而提升整个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