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政府是何时提出"价格闯关"，结束"价格双轨制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成为后物价闯关时代的核心政策，“治理整顿”成为最时兴的经济名词。
㈡ 报关出现闯关是什么意思
所谓闯关，就是灰色清关，有一定的风险。
一般是产品与申报的不符合，或者模糊品的品名。如果被海关查验到，一般会进海关缉私科，可以定性为走私。当然在现实操作中，不一定会出现这样情况，这个涉及行业的一些东西。不多说了。
㈢ 物价闯关的介绍
具体年份记不清了。
以前价格是实行剪刀差的，就是用农业哺育工业，但是这时农产品价格，工业产品价格，工资都是管制的。好像是八十年末，搞价格双轨，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但仍是管制（即使现在可能还是进行控制的），工业产品价格放开，不再管制。
结果造成工业品价格大涨，普通工人工资不涨，农业物资如化肥什么的价格也大涨，很快就把普通老百姓积累的财富都吸干了（可以找家里年长的问问当年买一台电视要多长时间的工资），农民种地也赚不到钱。
这玩意影响最大的人群是教师。价格闯关失败后，工人工资见涨，但老师是吃公家饭的，一直拖了很多年才给调整。
㈣ 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经济）
价格闯关是中国改革最关键的关节，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节点。当年邓小平曾说：价格闯关这一关绕不过，回避不了，早改早主动。因此以后中国把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成功地改为市场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今天已经变成相当稳定的市场价格，政府再也不用因粮价问题而花费补贴了。而石油等商品的价格还不是市场价格，所以政府需要对之进行巨额补贴，出现了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的畸形现象。
总体来说，价格闯关的形象的说明就是 “价格”这“小子”要转型（从计划到市场）成功，还要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相对市场供求、消费水平）。
㈤ 海关"闯关"一词是什么意思
“闯关”说穿了就是逃避海关的检查~
因为现在海关的监管仓库就是海关监管货物的地方，出门的地方设有“卡口”，没有按照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而自行闯出“卡口”被查到的话，这一行为就是“闯关”，海关对“闯关”的处罚很严厉的！
㈥ 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2009-09-09 22:481988 价格双轨制
撰稿 陈文森
198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改革的第十年》的社论指出：“新的一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改革将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展开。”此时，一个不得不过却又异常困难的关口已经摆在中国改革的道路前。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成长让中国的经济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指向价格——这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素，推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在显露出自身缺陷的同时，成为了举国关注的改革焦点。
历史视频：1988年 价格双轨制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的计划价格维持了28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从80年代初开始，主管基础工业的部门逐渐放松了对原有计划配额制的严格管理，既给企业“计划内指标”，又有少量“计划外指标”。企业按计划外指标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不按照计划价格由指定企业收购，而可以自由销售。这一政策成为价格双轨制的滥觞。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的124位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分为价格、农村等7个组相互切磋，第一次集体发声并积极投身于体制内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人包括王岐山、马凯、楼继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今天中国政、经、学界的知名人物，正是在这次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双轨制正式作为一项经济政策诞生。
在莫干山会议的价格组，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的“放派”与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调整价格的“调派”之间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由华生等学者，综合各方观点，形成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最后一份名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摆在了国务院领导的办公桌上。
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首肯，从此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独特产物，也有着自身的问题。双轨并行使得投机者得以在两轨之间找到牟利的机会，由于市场轨的物资供应有限，层出不穷的转手倒卖现象使得物资的市场价格不断升高。倒卖的丰厚利润吸引大量的生产者投身其中，导致各类产品出现供应短缺，价格更进一步上涨。
当时，上海《新民晚报》曾经作过一个航天牌冰箱倒卖的报道。出厂价在1500块左右一台的冰箱，经过三四道环节以后价格却大不相同，跟踪采访的记者发现，一个冰箱出厂以后到了一个销售点价格变成1600，这个销售点的老板认为不一定在市场卖掉合算，就转手再卖给另外一个销售商变成1700、1800，这样经过数个环节，一台电冰箱的最后价格就变成了2000元一台。在双轨制的价格政策下，这样的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但是每个环节却又都是倒卖。
而在双轨制的另一边，计划轨的物资又因为官商勾结等不法行为，而出现了以计划价买入计划内物资，再以市场价出手到市场的“官倒”现象。同样是一吨石油，计划内的价格是100元，计划外的价格是644元，“倒”出来的利润相当可观。
在这样的环境下，1988年的物价改革被视为“不得不改”。5月19日，邓小平接见朝鲜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
中央政治局也在5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形成的共识是“长痛不如短痛”，有风险也要闯一闯。会议放出了进行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的风声。新华社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实际上，早在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间流传，各种商品的价格也在悄悄地陆续上扬，民众的心理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动。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
当时的上海火柴厂厂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经兴奋地说：“到今年2月底，仓库里还积压着6000万盒，3月份生产2000万盒。可是，3月份三天时间，一下子销出4000万盒，连同4月份生产的，近1亿盒，一销而光！”另据报道，南京市鼓楼区一户居民一下子买了400多盒火柴存放在家里，没想到因小孩玩火而酿成了火灾。
到了5月，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果然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以北京为例，四种主要副食品上调后，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快就突破了文件的规定。猪肉由每市斤两块五涨至四块九，鸡蛋由每市斤一块五涨到两块七，西红柿价格在最高时竟卖到八块钱一斤！四种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种商品也大都乘机涨价，政府的红头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社会上的反应之快，令决策者几乎始料未及。但这只被视为是改革过程中的“必要之痛”。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价格飞速上涨产生了巨大的抢购风潮。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仅8月一个月，全国银行储蓄存款就减少了268亿多元。当时，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民众声势汹涌，人头攒动。一些储蓄所和银行因为金库告急，而不得不强行决定在几天之内停止取款。对此，许多储户极为不满，有人甚至在情绪激动之下掀了储蓄所的柜台。
到了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局面已经失控。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当于宣布中止价格闯关。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成为后物价闯关时代的核心政策，“治理整顿”成为最时兴的经济名词。
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在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
物价闯关失败的教训被后来的领导者吸取，物资价格在价格双轨制的机制下继续缓步调整。直到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社会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已不复1988年的疯狂。至此，物价闯关正式成功，价格双轨制也走向了尾声。 (本文来源：网易 )
㈦ 简述1988年物价闯关的原因和结果
通货膨胀是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呢？ (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渡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大小的货物"
㈧ 为什么当年一定要价格闯关
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毕竟消费者对你的商品不知道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低价保质的才能打开新市场，也可以通过产品体验活动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㈨ 中国通货膨胀案例
1988：通胀“失控”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角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角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领导人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他谈到，体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们发回很多电报，说拉美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是经济还是在发展。他还举例说，前些日子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当他得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时说，你们这点通胀算什么，如果能像你们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体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人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
至此，立即“闯关”的决策敲定。
从上述的这些细节以及综合后来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赞成进行价格改革的人士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只不过对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时间有不同的估计。刘国光认为要花两年时间；吴敬琏则认为，只要力度足够，不需要两年。
第二种是立即进行“闯关”的意见，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并不可怕。
争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执行。当时的决策层对立即“闯关”所可能引发的市场和社会动荡竟没有去设计一个防范性的预案。用吴敬琏的话说，“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
争论至此仍未结束。
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自然讨论到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与会专家，各个方案的代表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王珏、吴树青等5人发言。从当时发出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到，他们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吴敬琏和张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环境、防止通胀的必要性。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
这个“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 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在吴敬琏看来，后来实施的“闯关”方案—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的做法太过鲁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说，“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为物价飞涨和全民抢购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8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相关资料：1987~1988年是一个经济扩张的阶段。以1985年的物价指数为基点，1986年的物价指数上涨6.0%，1987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3.7%，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34.8%。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从1986年开始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到1988年第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由于货币的超量发行，市场货币的流通量剧增，引发了物价的猛烈上涨，货币贬值。由于当时政府着开放了名牌烟酒的价格，导致了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预期，引发了1988年8月中旬的抢购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上涨20.3%，8月份银行存款减少了26亿元，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5%。
㈩ 关于1988年价格闯关，具体问题请见补充说明，谢谢。
1988年决定放开商品价格，不再搞政府定价，也就是原来的政府定价是扭曲的，是低的，这就造成了大部分商品涨价，也就造成了抢购，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通胀的预期，早买早划算，晚买就亏钱，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抑制这个恶性通胀的预期，不得不放弃价格闯关，从归政府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