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石油化工发展历程
中国石油化工发展历程起始于50年代，70年代以后发展较快，建立了一系列大型石油化工厂及一批大型氮肥厂等，乙烯及三大合成材料有了较大增长。
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占工业经济总量的20%，因而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石油化工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和化工两个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在2006年都保持了较快地增长。如果把这两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006年石油化工累计实现的利润达到了4345亿，增长达到了17.9%，增量达到了658亿元，在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新增利润中占到17%左右。
2007年前三季度全行业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38211亿元，同比增长20.2%。重点跟踪的65种大宗石油和化工产品中，产量较2006年同期增长的有62种，占95.4%，其中增幅在10%以上的有47种，占72.3%，天然气、电石、纯苯、甲醇、轮胎外胎等产品产量呈较快增长态势。
原油及加工制品平稳增长。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原油生产较为平缓，天然气产量则增长较快。2007年1～9月累计生产原油13992.6万吨，同比增长1.4%；天然气累计产量为501.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9.8%。原油加工量24289.1万吨，同比增长7.0%。汽、煤、柴油产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累计生产汽油4475.9万吨，同比增长8.5%；生产煤油867万吨，同比增长17.4%；生产柴油9175.1万吨，同比增长6.1%。
农化产品生产供应正常。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用化学品生产也呈现比较强的季节性。化肥（折纯）2007年1～9月累计产量为4310.5万吨，同比增长13.8%，其中氮肥3144.7万吨，同比增长12.2%。2007年前三季度，农药原药累计产量为127.4万吨，同比增长20.6%，杀虫剂、除草剂产量增幅分别为10.7%和33.3%，农药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杀虫剂占农药的比例已下降到37.1%。
展望 以石油和天然气原料为基础的石油化学工业，虽然在70年代经历两次价格上涨的冲击，但由于石油化工已建立起整套技术体系，产品应用已深入国防、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各领域,市场需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扩大，所以今后石油化工仍将得到继续发展。80年代，世界石油化工所耗石油量仅为世界原油总产量的8.4％，所耗天然气为天然气总产量10％,更由于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化工品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故石油化工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前景。为了适应近年原料价格波动，石油化工企业正在采取多种措施。例如，生产乙烯的原料多样化，使烃类裂解装置具有适应多种原料的灵活性；石油化工和炼油的整体化结合更为密切，以便于利用各种原料；工艺技术的改进和新催化剂的采用，提高产品收率，降低生产过程的能耗及原料消耗；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精细化工，开发具有特殊性能、技术密集型新产品、新材料，以提高经济效益，并对石油化工生产环境污染进行防治等。
Ⅱ 抓住机遇 海洋石油科技先行
趁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为加快海洋石油勘探步伐，首要的是学习发达国家海洋石油勘探的先进技术、经验和做法。于是，中国海洋石油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创业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开始了走出国门、西方取经的通道。
一、走出国门，西方取经
1977年8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约见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告知美国正式邀请中国石油代表团考察美国的石油工业。考虑到中美关系有着不寻常的历史，我方不宜派官方代表团，拟由石油化工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名义，率团赴美考察。主要是对陆上和海上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装备、科学研究及今后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考察，吸取对我有益的经验。最后，以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孙敬文为团长，率17人于1978年元月5日到31日访问美国。在美期间考察了9个油气田、4个科研单位、3个炼油厂、2个工程设计承包公司、10家制造厂和4条钻井船。此举在美国石油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很快有6家大公司主动找上门来邀请代表团参观访问。回国途中，顺便对日本造船、施工机械制造和炼油厂考察12天。整个考察活动中，代表团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对美、日两国油气田勘探开发技术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了解，着重研究从美国可以借鉴什么，以有利于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1978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听取了考察汇报，主要内容是：①美国石油工业历史发展概况和目前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情况，分析了我们的差距；②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特别是海洋石油工业，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初步提出了我与美国石油公司进行合作的构想；③引进美国炼油、化工技术设备，以弥补我方的不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可直接和美国一些石油公司在开展我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建立商务关系。一个重大的决策出台了，它像一声响彻云霄的春雷，掀起了我国蓝色国土对外开放的巨大波涛。
为探索对外开放途径和加快前进步伐，我们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先后派出10个代表团共109人，分赴石油科技比较先进的美国、法国，利用外资开发本国资源经验比较丰富的英国、巴西，盛产石油的科威特、伊朗以及日本等国参观访问；同时，也先后约请美国Pennzoil、Exxon、Unocal、Phillips、ARCO、Mobil、Caltex、CONOCO、Natomas、Allited，法国Total，英国BP、Shell，加拿大Petro-Canada，挪威Statoil，日本石油公团JNOC，以及有关海上石油咨询和承包公司等9个国家23家石油公司或集团来华访问。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咨询。这些活动总共收集了125个国家、地区的120多种合同和法律方面的资料。与此同时，在国内我们还多次与有关部门的经济、法律专家进行座谈讨论。对国际上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采用的风险合同、工程承包、技术服务、租让制等几种对外合作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工程承包和技术服务两种方式，是把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物探、钻井、开发、建设等各项工程，发包给外国公司，由资源国自己拿钱买设备、买专利和雇专家，并且资源国自己要承担风险。
租让制又称许可证协议或矿区和税收使用费合同，它是把海域对外租出去由外国公司自己去干，主权国无权干预。所生产的石油由外商支配，而资源国仅用税收或买油的办法获得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早期对待殖民地的不平等的做法。
当前国际上比较普遍采用的是风险合同形式，它能体现资源国的主权，又能体现合作双方互利的原则。主要的内容如下。
a．由外商单独投资进行油气勘探，如勘探失败，一切风险由外商承担，资源国无须偿还勘探费用；
b．由于外商的利益是与勘探效果密切相关的，这将促使其尽快在合同区内找到油气田，这种作用对资源国想加快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极为有利的；
c．找到油气田后，外商为了减少投资并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一般总是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来开发和建设油气田，这有利于资源国吸收这些先进技术；
d．由于外商的利润分成是从总产值中扣除投资和生产作业费的剩余产值中提取的，故将促使外商关心投资效果，从而尽量节约投资。
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一致认为在我国当前资金十分匮乏、管理经验不足、技术水平低下和不适应的情况下，采用风险合同对我们比较有利，也符合我国国情。最后，1979年1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石油部《关于赴巴西、英国、美国访问时有关海上石油合作问题谈话口径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采用带风险性的分阶段的联合经营的方式”，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阶段：先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划定的海区内，签订地球物理勘探合同，由外商出资先作地球物理普查，然后作地震详查，同时钻探井，以便及早掌握地质资料，在下一阶段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第二阶段：根据所掌握的地质资料，经综合评价后，合理地划分区块，以便向外国石油公司招标。经过汇报、讨论和评估后，择优签订联合勘探开发合同（此时，承担过地球物理勘探的外商，在同等条件下给以优先权）。我方的投资百分比，可根据油田储量大小，由0到70%。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对中国来说是破天荒的一次，在确定合作方式后，当务之急是要有相关知识、会讲外语、了解国际惯例的各种专业人员。为培训这批人员，石油工业部党组决定，从各陆地油田抽调技术骨干近100名，于1978年11月在河北涿县物探局举办了我国第一个石油部勘探外事集训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突击学习有关对外合作的经济、法律、合同和英语，并请发展对外合作有成绩的挪威石油专家，来介绍国际海上油气勘探对外合作情况和经验。这支队伍后来一分为二：近30余人组成油气资源评价委员会，并迅速移师湖北，学习和实践当时先进的地震地层学方法，然后组成4个小组，分别对南黄海、北部湾、莺歌海、珠江口盆地进行早期油气资源评价，划分对外招标的区块，准备对外招标，同时又是开标后的评标队伍；另一批人组成6个混合委员会，成为将来合作海区的中方对等办事机构。这样，采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在短期之内，形成了有一定工作能力、能完成预定任务的对外合作基本队伍，保证了我国海上对外合作事业的正常、迅速发展。
二、签订八个物探协议，获取海上基础资料
资源国要对外招标，必须公布招标方案，而此方案的制定，又必须依靠海区的地震和钻井资料来进行编制，否则，将损害资源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出不公平的结果。
我国在前阶段虽然在海区作过一些地震和钻井工作，但都十分零星，不成系统，难于对海区的一切做出正确的评价。当务之急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获得海区的资料。经过认真的考虑和反复比较分析，从1979年至1980年先后与美、英、法、意、日等国的16家石油公司，在我国南海、南黄海、渤海46×104km2的海域，签订了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8个协议。协议规定如下。
a．一切物探费用由外国石油公司承担，我方不支付一分钱；
b.12个月后，外商须将一套包括原始数据、经过处理的资料、解释成果等全部资料，无偿地交付给我们；
c．物探结束后，我方承担进行公开招标的义务，即把物探区划分为若干个区块，拿出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二）或全部区块（莺歌海、南黄海）进行招标，外国公司进行竞争性投标；
d．物探费用的预算、决算要报中方，外商出售资料的收入，除回收成本外，全部交与中方，中方已有的物探、钻井资料也可以卖给外商。
总之，地球物理勘探作为一个勘探阶段，其费用由投标公司分担，落标不还，中标也不转入勘探成本，即在经济上与下一阶段油田开发无关。同时，严格规定只有参与第一阶段物探工作的外国公司，才有资格参与第二阶段即勘探开发阶段的投标。
其后，各作业者公司于1979年5月25～11月16日陆续开工，到1980年7月16日，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物探资料采集工作。总共普查海域面积达到43× 104km2，完成地震测线11×104km和相应的重力、磁力测量工作。在此期间总共动用物探船15条（其中租用我国4条），这些船采用224、240道地震仪，覆盖次数达到60、67次。为了处理、解释工作，各石油公司全部或部分动用了千万次计算机18台，世界各地的地质、地球物理技术人员700多人参与了采集、处理和解释工作。
到1980年11月全部完成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工作。来华汇报中间成果的有6个国家，19个代表团、组，13家公司，总共121人次；汇报最终成果的有11个国家，41个代表团、组，31家公司，总共345人次。例如，仅珠江口和南黄海两个海区，就向我方提交了原始数据磁带14批8464箱80526盘，处理成果86212km，最终地质成果报告和图件123份。另外，英国BP石油公司在南黄海南部其物探区钻地质参数井2口。9个物探区的总费用大约一亿多美元，全部由外商支付。
在此期间，我方根据协议规定还先后派出石油地质、地球物理专业技术人员80多人，到美国、英国、法国等石油公司计算机处理中心参与工作并进行监督。他们通过近一年的时间，在西方先进的专业公司中，学到了有关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下一步公开招标打下了基础。
从外商提交的最终地质成果报告分析，珠江口、莺歌海、南黄海南部的含油气远景比较好，都具有沉积岩厚度大、构造圈闭多、油气形成条件好的优点。根据统计，共发现有利含油气构造290个，其中珠江口盆地有169个、南黄海74个、莺歌海47个；构造面积在100km2以上的大构造13个，50～100km2的37个，最大的一个构造为番禺16-1，面积达到407km2。
中方的4个早期资源评价小组，充分利用外国公司提供的先进地球物理资料，紧密地结合我国地质情况，进行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解释和油气资源评价，合理地划分区块。并参考我国公司的成果报告和投标意见，综合出谈判方案和选择初步意见。9个地球物理勘探协议是我们对外公开招标的资料技术基础，使我们掌握了地下最新的、先进的资料，做到了心中有数。
三、签订四个已见油海区勘探开发合同，学习勘探开发经验
为使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早日见到效果，也为今后大规模勘探开发对外合作摸索实际经验，在我国海域已见油气的渤海、北部湾部分海区和油田，与日本、法国的石油公司，经过9～12轮双边谈判，终于在1980年5月29日，分别在北京和东京与法国Elf-Aquitaine、Total、日本石油公团JNOC，分别签订了中法渤海中部、中法南海北部湾、中日渤海西南部、中日渤海埕北油田等四个勘探开发合同。这些合同是我国对外合作经双方多次谈判签订的第一批合同，因此，其基本条件都是采取“低风险合作开发、原油补偿、中方固定留成”的模式。具体是：中法渤海中部石囚坨－渤东海区，面积9450km2；中法北部湾东北部海区，面积10000km2；中日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区，面积25500km2。这三个合同的勘探操作者为外方公司，勘探合同期4～5年，可延长两年，中方勘探投资51%，用已做工作（合同区内已作地震和钻井）折价，外方勘探投资49%，分年投入。
开发方面，埕北油田是我国海上第一个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油田。1980年5月29日，中国海洋石油与日本国埕北油田开发侏式会社，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公司海洋分公司与埕北石油开发侏式会社在渤海西部海域埕北油田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规定，在油田商业性生产后的适当时期，中方将接替外方为油田操作者。此前油田仅有1口探井、3口评价井和六号试采平台，由于合作需要，1981年10月结束了试采，累计产油40×104t。尔后，中日双方共同编制了埕北油田总体开发方案，按要求于1985年建成A、B两座生产平台，1987年6月油田全面投产。
经过紧张的学习和实践，于1987年6月底，中国海油接替日本在油田的操作管理权。实践证明，海洋石油人通过紧张的学习，能够管理好现代化的油田，并且管得很好，该油田开发方案与实施效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埕北油田尽管投资大，但作为我国海上第一个现代化油田，其成功的实践对于全面提升我国海上油田开发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述四个双边合同的执行，中方都组成相应的对等工作机构与外方一起工作。在与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工作过程中，学习外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方的各种技术承包公司，也通过反承包工作来了解、掌握国际标准，学习和提高专业技术，完成承包工作。
实践证明，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采用带风险性的、分阶段的、联合经营方式，是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速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步伐的有效途径。
Ⅲ 中石化在“走出去”方面采取了那些举措
随着海外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国石化承担的海外社会责任更加多元化，努力成为一家国际一流的能源化工公司。
中国石化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通过持续加大资本投入，中国石化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良好业绩。截至2014年底，公司累计拥有境外勘探开发项目51个，分布于27个国家，遍布非洲、南美、中东、亚太、俄罗斯-中亚、北美六大油气区。2014年境内原油产量4378万吨，海外权益油产量3432万吨，境内生产天然气202亿立方米，海外权益气产量80亿立方米，海外权益油气产量已占中国石化权益油气量的近半壁江山。同时，中国石化积极关注当地教育、医疗、社区发展等民生问题，组织各类员工志愿者团队开展公益活动，积极投入慈善行动，用爱心回馈当地民众。
在工程领域，中国石化在37个国家共有470个海外石油工程技术合同，在5个国家有19个海外炼化项目正在执行。在美国《化学周刊》2014年度全球油气相关行业工程建设公司排名中，中国石化炼化工程公司位列前三。
海外仓储业务和国际贸易方面，中国石化在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和荷兰有3个合资仓储项目，国际贸易总额2014年完成原油第三方贸易量1.2亿吨，成品油出口1160万吨，比上年增长362万吨，增长幅度达到45.3%。
从基础工程服务走向高端和综合服务，中国石化业务已经遍布全球。从屹立的井架到绿色环保的现代炼化装置，再到绵延万里的输油管道，这正是中国石化全球服务的见证。
Ⅳ 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国际坐标细定位—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SWOT分析
2004年原油进口首次突破1 亿吨，导致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40％。近年来，作为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实施主体，虽然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CNPC）、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SINOPEC）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油”/CNOOC）在国际化经营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其“走出去”之路却屡屡遭遇坎坷和曲折。SWOT系统分析法是企业战略管理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即通过对企业自身的优势（Strengths）和弱势（Weaknesses），以及企业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最合适的战略选择。用SWOT法分析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找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
内在条件
中国石油企业
具有的五大优势（S）
（1）信誉与品牌优势。我国三大石油公司都以“中国”冠名，作为国有控股骨干企业，其信誉和品牌优势十分明显。据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2003年世界 500强公司排名，CNPC和SINOPEC分别名列第69、70位，同时两家公司也分别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一、二位。而CNOOC位居中国企业 500强第38位，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逐步从单纯的上游公司转变为上下游一体化的综合能源公司，并进入世界500强。
（2）资本与融资优势。从2000年4月到2001年2月，CNPC、SINOPEC和CNOOC相继在境外成功上市，这不仅表明中国石油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而且有利于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投资资金，扩大国外油气资源勘探规模，提高国际化经营和管理水平。在2003年“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中，虽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只排在第20位和第28位，但是它们被认为是最赚钱的公司。
（3）一体化经营优势。1998年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大重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沿进行产业链延伸，原有的勘探、开发、炼制、运输、国内销售和对外贸易分割的体制已为三家上下游一体化经营的国家石油公司所取代，真正成为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的市场竞争主体，并逐步与国际上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接轨。这不仅增强了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为其与国外石油公司的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4）国际化经营的初步基础和经验。中国石油工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其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在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石油地质理论创新、勘探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走过十多年国际化经营之路的CNPC已经开始进入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而紧随其后的SINOPEC和CNOOC近年来也加快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它们在参与海外不同规模、不同合作模式项目的开发、建设与管理过程中，积累了一些从事跨国经营的宝贵经验。
（5）中国石油企业还拥有一支素质相对较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石油专业技术力量。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弱势（W）
（1）企业管理不成熟。三大石油公司在总体上缺乏一个统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特别是作为国内的竞争对手，对于如何在跨国经营中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尚缺乏清晰思路。同时，中国的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还不完善：有的母公司给予海外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不足，使之坐失良机；有的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放任自流，导致其国际化经验难以落实国内母公司总体经营战略。此外，由于国有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不强，境外公司资产流失现象时有发生。
（2）国内资源基础压力大。中国目前探明石油可采储量52.8亿吨，剩余石油可采储量22.5亿吨，人均可采资源量只有10吨，居世界第37位；而且 2002年中国的油气储采比分别只有14.8和40.6，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3和60.7（据BP能源统计）。上个世纪中期发现的油田，现在普遍进入高含水期（地下水含量超过80％），开发成本上升，产量减少，效益下降。而且十年来新发现的油气田，多处于中国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开发难度较大，需要国家和石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这表明，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任重道远。
（3）资产结构不合理。中国石油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炼油厂和输油管道等基础设施项目。2003年中国炼油厂开工率不足80％，然而，国内石油巨头却竞相新建或扩建千万吨级以上的炼油厂。同时，有关数据显示，CNPC的勘探开采只占资本支出的61％，SINOPEC只有40％，而西方石油公司这方面的平均支出则为70％。在国内原油产量不足的情况下，三大石油企业如若不能在海外获取更多资源份额，将难以提高抵御国际石油市场风险的能力。
（4）国际竞争力不强。国外跨国石油公司都是在占有石油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控制的石油资源量占加工总量的比重往往都在50%以上，甚至超过 100%。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不惜斥巨资进行石油勘探开发，但很多项目大多位于储量日渐减少的地区，或者是西方大型石油公司不愿光顾的低回报的小油田。此外，由于中国石油企业生产工艺水平较低，成品油和相关产品环保标准和质量相对较低，加之原油综合生产成本高，导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性不强。
（5）不大熟悉国际环境。石油作为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而且常常与国际环境和产油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连。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不过十多年，缺乏一支外语好、既懂经营业务又熟悉国际法律的高素质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而且各公司对大国争夺石油的格局及其影响、产油国政治局势的走势、各国法律的特征和运用、地方文化与风俗关系等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处理技巧。
外部环境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机会（O）
（1）全球石油资源量和可采储量呈现增加趋势。在目前高油价条件下，有不少人对世界石油的基础和前景持悲观看法。应该看到，自从石油工业诞生百余年以来，石油资源即将耗竭的论断一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些言过其实的论断总是不断被历史事实所否定。其实，对世界最终可采的石油资源量的评估总是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修改、调整和提高。这表明，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经营是有一定的资源基础的。
（2）中国加入WTO后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入世不仅有利于中国石油企业在WTO多边贸易机制内享受国民待遇，而且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便捷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促进企业技术更新、装备改造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石油经济全球化和石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一种“集体安全”，为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一定条件。
（3）中国与大多数产油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的今天，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和平外交政策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扬。中国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建立了良好外交关系。特别是与中东、北非、中亚和俄罗斯等“世界石油供应心脏”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发展，从而为中国石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4）中国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巨大而稳定国内市场，为中国发展与产油国之间的“大经贸”关系和开展经济外交创造了的有利条件。近年来，中国通过石油外交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由于世界石油资源的不平衡分布，许多石油资源国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都竞相实行对外开放，每年有数百个石油勘探开发的招标和双向谈判机会。这就为中国的能源外交和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条件。
（5）油气勘探理论和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地震技术的发展使深海石油开采、复杂地形地貌等地区石油勘探开采成为现实。同时，基于计算机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电讯技术的自动钻井系统、智能完井系统、油气人工举升技术、井下油水分离技术以及油田开发中的地震可视化技术等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构建了较高的技术平台。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威胁（T）
（1）同业对全球油气资源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目前，美国及欧洲石油巨头几乎垄断了全球4/5的优质石油资源，中国企业要想进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不容易。中国处在亚太新的能源消费增长中心，与周边石油消费大国（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的竞争和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石油企业其在国际市场的油气拓展的有利空间可能被不断挤压。
（2）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地缘政治压力和风险较大。中国在海外的石油投资和石油进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北非、尼日尔爾利亚、委内瑞拉等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和国家。目前中国进口的石油一半以上来自中东，由于该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尖锐、领土纷争较多，政局最为动荡不定。而且由于伊拉克战争后美英等国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中国石油企业进入该地区或从该地区进口石油，不仅要处理较为微妙的大国利益关系，而且会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
（3）石油霸权主义的威胁与海上运输生命线的安全隐患。过去，石油资源一直是大国争霸的重要对象，现在大国势力仍然在博弈全球优质油气资源。特别是美国，其能源战略目标就是利用其军事、经济的优势建立一个多重结构的全球石油霸权体系。为此，美国不仅垄断了大量的石油资源，而且控制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石油通道，例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以便对其他国家进行制约。而中国60％的进口石油对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路径的依赖十分严重，这势必对中国海外石油运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4）“中国石油威胁论”不断抬头。近年来，美国等国家有意忽视伊拉克战争引起的油气地缘政治动荡、美欧大石油垄断资本减少投资和限制产量等因素对世界油价波动的根本性影响，却不断散布“中国石油威胁论”，说什么中国石油过度进口造成了世界油价上涨、中国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已构成对美国、日本等能源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维护石油安全，从而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等。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拓展屡遭干扰、排挤的多个事例，证明“石油威胁论”制约了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5）全球石油供应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石油作为战略商品，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全球石油供应链和价格形成机制除了受市场经济规律影响外，往往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以致于石油价格在某种情况下常常表现为所谓的“政治价格”。1973年以来的30年间，世界石油价格的多次暴涨由政治事件引起的。2004 年油价持续走高的事实表明，一旦主要国际石油市场出现“风吹草低”，全球石油价格暴涨或供应链暂时中断的风险就可能出现。
战略对策
基于上述SWOT分析，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应是企业自身的优势（S）和弱势（W）、外部环境所包含的机会（O）和威胁（T）的相互匹配而成跨国经营SWOT战略矩阵：SO战略、WO战略、ST战略和WT战略，并提出十个战略对策要点（见下表）。
综上所述，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实施国际化经验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依托国家力量和政府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家石油安全为己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以油气勘探开发和经营为龙头，以低风险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
Ⅳ 走向国际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
我国的石油工业运营主体主要是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主的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为支撑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石油工业运行模式。
（1）三大石油公司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1950年4月，国务院设立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管理新中国的石油生产开发工作。当时我国石油工业水平极为落后，原油年产量仅为12万吨，炼油17万吨。为迅速改变新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保证，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全面负责全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工作。随后的若干年中，石油工业部先后改组为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然后又回到石油工业部。
1982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决定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立法形式授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中国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全面负责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业务。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国家石油公司，担负起对外合作和发展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重任。
2001—2005年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总资产状况
如今，中国石油集团和中国石化集团已经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中国海油也正向世界500强进军。三大企业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石油在财富500强中的排名已由2001年度的第83位，上升至2006年度的第39位；中国石化从2001年度的第86位跃居到2006年度的第23位，取得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的最好名次。
上述事实均表明，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海油三家国家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球大公司阵营和世界石油工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基础。
Ⅵ 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有什么经济意义
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国门始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已有10年，在参与国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公司在境外参与油气资源开发项目26个，累计投资超40亿美元，实现销售收9亿美元。目前形成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三大石油公司为龙头、其他油气企业积极参与的格局。
]意义：①三大石油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从事跨国生产和经营，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
③有利于促进我国石油来源多样化，维护我国石油安全。
④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Ⅶ 什么是中国海洋石油战略对策
基于我国目前油气供求的现状，要实现国家油气安全，就必须大力开发海洋油气资源，也要挖掘陆地资源潜力，加大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陆上油气资源后续潜力不足、经济社会正处于快速起飞和发展阶段的背景下，采取积极务实的战略和相关措施，加快本国海洋国土上丰富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对于确保国家石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加大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并进行科学合理布局
首先，要加大我国海域勘探开发力度。我国南方含油气区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层系和中、新生代陆相盆地具有广阔的勘探领域，但石油地质条件复杂，应精心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和勘探技术，继续坚持评价勘探工作，力求尽早突破。同时，要加强各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合作和一致对外。我国三大石油集团公司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现在各自在国内划分了明显的经营地域。由于各自核心业务不同，那种按地域划分市场的设想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在勘探开发领域中，在对国内石油资源统筹优化的基础上，应当努力克服当前条块分割的局面，联手勘探国内资源。在走出国门投标勘探开发和工程建设项目时，更应优势互补，与国外一流石油公司争高低，力求中标，切忌出现内部低价竞争、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局面。
此外，在油气开采问题上应该制定合理的开发策略。我国的油气开采应该是先海上，后陆上。先开采争议地区，后开采我国完全控制地区。陆上和我国完全控制地区的资源所有权没有任何争议，早采晚采都一样。而在敏感地区、争议地区的石油开发，越晚开采，剩下的资源就会越少。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2年5月的资料，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200万桶。如果照此速度开采，那么南海的油气大约20年后就会开采殆尽，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提高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的技术水平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较大差距，尤其是深水油气开发技术。因此，未来发展方向应为进一步完善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实现边际油田的高效安全开发，重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
目前许多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技术，尤其是深水技术，受到国外公司的垄断，有些技术引进中又存在技术壁垒，这些技术往往又是制约整体技术发展甚至产业发展的瓶颈技术。再加上我国海域特有的环境条件、复杂原油物性及油气藏特性本身就是世界石油领域面临的难题。因此，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技术应采用自主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模式。
三、加强对我国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维护
在开发我国海洋油气资源过程中，首先必须正视在相关海洋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争议。无论是基于油气资源争夺的东海领土之争，还是南沙群岛主权之争，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些争议还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世界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必须努力完善与发展我国的海洋体系，发展我国的海权体系即海洋法制、海上武装力量、海上实体、海洋开发。在海洋法制方面，要制定有关海战动员和征集法，进一步明确领海基线的各基点，以及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海上执法队伍，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上武装力量，以捍卫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遏制战争以及保护国家海洋环境的稳定。
四、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条件下，石油安全并非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安全问题，事实上，它是所有与世界石油供求有关的国家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产油国的需求安全，也包括消费国的供应安全；既涉及在石油进口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的国家，也涉及在石油出口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的国家。可见，国际石油安全问题是许多国家各自石油安全在内的共同安全问题，它只能建立在各国石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少数国家石油绝对安全的国际体系中。
因此，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我国基于石油安全的海洋油气开发战略，必须在关注周边国家石油安全诉求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和实施，以实现与相关国家的良性竞争、友好合作和和谐相处。既要以“请进来”方式吸收外资参与我国海域油气资源开发，又要“走出去”参与世界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并在保证我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洋权益纠纷，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寻求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面对争议，不作主权让步，又不加剧争议矛盾，而是把主权争议暂时搁置，采取模糊态度，留待以后解决，促成共同开发。
石油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军事安全的基础。我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除了继续依靠我国陆地石油资源的开发之外，更多的将是依靠发展海洋油田弥补陆地石油生产增长缓慢，探明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储量丰富，按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而未来海洋石油，无论是勘探开发还是下游建设工作量都很大，且任务重时间紧迫，但是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探明率很低，开发技术和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整体上处于勘探的早中期阶段。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我国海洋油气的可开发潜力都很大。所以，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将必须坚持长远可持续发展原则，提高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的技术水平，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以效益为中心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来加强对我国海洋资源权益的维护，尽快启动并逐步建立国家能源安全体系，增加海洋石油的开发力度。通过大力开发海洋油气缓解中国的能源短缺状况，为中国的国家主权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能源保障。总之，通过调整我国海洋石油战略，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五、我国南海南部油气开发建议
1.制定战略，优先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海洋经济产业更是以高出GDP增长速度两倍多的增速高速发展，但是我国对于海洋权益的相应重视程度却不高，蓝色国土屡受侵犯，为此应加强对争议岛礁和海域的实际管辖，为将来的海域划界做好准备。2009年3月13日，中国最大的渔政执法船311号开始到南海执行巡航任务，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体现了我国对南海海域实际管辖工作的重视。不过，这种巡视维权工作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做到制度化、持久化，才能达到“实际、连续、有效管辖”的目的。与此同时，南沙群岛领海基线的划定工作也应跟上。只有宣布了领海基线，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才可确定，使南海的巡航维权工作有法可依，才能更好地保证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保证我国的海洋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持续发展。合理开发海洋丰富的油气资源，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都是十分必要的。
2.加大开发，提高技术
我国海洋工业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早的海洋石油开发起步于渤海湾地区，该地区典型水深约为20米，到了80年代末期，在南海的联合勘探和生产开始在100米左右水深的范围进行，现在我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但这一区域水深在500～2000米，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样水深海域进行油气勘探和生产的技术，因此迫切需要发展深海油气勘探和开发技术。与国际海洋科技先进国家相比较，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管辖海域调查程度低，近海环境认识尚不深入，深海环境认识及资源勘探开发起步较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2）海洋科研技术装备比较落后，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不足，没有面向深海的科技基地；
（3）高端技术对国外依赖性强，国外对我国在一些尖端技术上的封锁，制约了我国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4）尚未形成高效开发近海油气田的技术体系和完整的技术装备；
（5）深水工程技术能力十分薄弱，这与最近几年国际深海平台创新概念层出、技术发展飞速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成为与国外海洋工程技术水平主要差距之一；
（6）诸多核心技术及瓶颈技术，尤其是深水核心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引进中存在技术壁垒。
鉴于此，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三大公司参与，投入大量资金，共同研究海洋油气开发技术。首先要加大我国海域勘探开发力度，我国南海区域含油气区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层系和中、新生代陆相盆地具有广阔的勘探领域，但石油地质条件复杂，应精心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和勘探技术，继续坚持评价勘探工作，同时要加强各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合作。其次在科研技术方面，加大对深水油气资源开发技术的研发力度，进一步完善近海石油勘探开发技术体系，深海石油平台的设计、建造及相关技术是深海油气资源开发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在与外国石油开发企业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注意了解和掌握国外深海平台的建造和使用情况，并且注重吸收应用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
3.实质推进，行动在先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对南海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然而，中国的和平善意却得不到应有的回应，相关国家反而趁此机会加速抢占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这种状况是不平等的，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迄今为止，中国渔民仍无法在我国传统海域内正常作业，中国也从未在该海域内打出一口油井。实际状况是，争议没有搁置，开发没有共同，资源全给别人抢去了，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面对南海局势的新发展，我们应改变以前只说不做（即仅提出外交抗议而无实际行动）的作风。即使需要共同开发，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也要跟上，否则效果肯定不理想。而未共同开发之前，我们也不能一味消极等待，而应利用我国已基本具备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技术能力，在目前由我国控制的岛礁周围海域选定一个地区，作为与南海周边国家以外的石油公司共同开发的“示范区”，从而促使周边国家坐下来与我国商量共同开发问题。
东南亚各国情况各异，利益诉求千差万别，我国应加强与各国的双边关系，积极发展与新加坡、泰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又要争取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在强调主权在我国的前提下，与东南亚各国共同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与周边各国和平协商，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开发。共同开发不仅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理性解决海域争端，维持地区和平和国际稳定，也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带动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创造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是很有必要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石油等能源安全不只是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安全问题，而是涉及世界各国的国际问题。我国保证经济发展的能源供给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也要注重开发自身资源，将目光投向油气资源丰富的南海区域是大势所趋，但开发油气资源不能一蹴而就，从陆上走向海洋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其战略意义是非凡的，过程是艰辛的。我国必须尽快完善本国的海洋维权体系，加大对海洋石油资源的开发，深化对海洋油气开发技术的研究，以期尽早利用海洋深处的油气资源来支撑国内经济的继续发展。
4.硬性主权，突破包围
南海问题本不存在——中国是最早对南海海域行使主权管辖的国家，1945年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其中即包括南海诸岛。1946年12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高级官员赴南沙群岛接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并立碑纪念。此后20多年间，没有任何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南沙海域被探明有丰富油气资源以来，南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多国交叉争议面积最大、最为激烈的海域：南海周边5个国家——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先后向中国南海提出主权要求，其焦点集中在南海4个群岛中最大的南沙群岛8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
目前，除台湾当局驻军南沙群岛最大岛屿——太平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沙永暑礁等7个岛礁上建立了永久性据点之外，菲律宾、越南等国已经直接侵占了南沙群岛40多个岛礁，形成“六国七方”对峙南海的复杂局面。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针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设立了黄沙县和长沙县，菲律宾针对南沙群岛设立了卡拉延市。而中国的“西南中沙工作委员会、西南中沙办事处”早在1959年即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但40多年来，中国一直未在这一区域正式建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遵守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条文，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但是东盟各国，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屡屡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造事端。
例如，以保护主权为由扣押和枪杀中国渔民，占领存在争议的岛礁，对存在争议油气区块进行国际招标，越南的军方组织旅游进行人文资源争夺战等。这些活动不断使南海形势复杂化和尖锐化，但中国依然保持克制态度。
从国际范围讲，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了保障其在东南亚的权益，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表“中国威胁论”，而且也在重要地理位置驻军，并对中国实施封锁与包围，意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以便从中牟取利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极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
因此，在搁置争议、合作开发的同时，要实施硬性主权，突破包围的战略。中国一再地保持克制态度，一再地退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具体措施是：（1）在西沙与南沙迅速成立西沙市与南沙市，以期正式建制，确保我国领土主权；（2）在本是我国主权内的岛礁上建立渔业或矿业基地，实施强权占领，不管有无争议；（3）开展人文资源争夺战，组织旅游等人文活动；（4）协调与美日等国关系，避免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5）加强海军建设，使中国成为海军大国；（6）中国南海问题军事冲突基本上不可避免，但要外交优先，要绕过美日等国的干涉。
5.积极开发，快速反应
20世纪人类在海洋开发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就世界范围而言，海洋渔业、盐业、海洋运输、海洋石油天然气、海洋化工、海滨旅游业等均有长足发展。在海岸建筑、海洋生物、海洋综合开发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一场“蓝色革命”的浪潮正扑面而来，学者们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
而且从我国油气产量来看，海洋油气的后备“生命库”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我国在海洋开发油气方面有长足进步，其油气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2.7％和13.34％，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时期的稳油增储和跨越兴气也要由海洋油气来实现。
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初期主要面临两大困难，即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尤其是技术，正如康世恩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一是缺资金，二是缺技术。如果有技术没有资金，还可以借钱，两样都缺，特别是深水区，勘探开发花钱多，技术条件复杂，就必须同外国人合作。”海洋石油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是用高新技术生产传统产品的产业。如果我们不采取“拿来主义”洋为中用，就无法迅速打破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落后局面，尽快缩短与国际海洋石油工业发展的差距。特别是南海东部海域不仅海况恶劣，油田大多处在深水区，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就显得尤其突出。
再看中国南海，南海之争，表面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
在2004年4月1日，不知是出于讽刺目的还是出于警醒国人的目的，《参考消息》第13版全版刊登了以“南海之忧”为主题的相关报道，它指出“南沙争端是岛屿主权和海洋管辖之争议，其实质上是战略利益碰撞和资源争夺。周边国家每年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我国大庆油田的年产量。当前南沙海域被周边国家各自划分了彼此重叠的对外招标矿区，不断扩大勘探范围，且大部分区域在我国传统疆界线之内。面对目前的南海形势，我国必须制定相关战略，采取实际行动开发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权益，保持南海形势的稳定。因此，迫切需要研究新形势下的‘南海大战略’。该战略应具有长期性、综合性、前瞻性，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尤其要重视南海石油开发对国家石油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巨大影响。”可见，选择在4月1号刊登这一报道也足以让国人感到焦急和不安。
由以上对海洋油气战略重要性及南海油气资源争夺局势的分析，我国在海洋油气勘探与开发方面应该积极进行，快速反应，才能对中国油气的可持续发展有充足的保证。具体措施为：（1）从国家财政上鼓励加大海洋投资力度，提高探明储量与开发产能；（2）加紧科技创新工程，使中国石油工业有能力面向海洋或者深海；（3）加紧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与开发，把握气态能源主体换代的契机；（4）与国外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我国海域油气资源，弥补我国技术缺陷；（5）快速并强性进入中国南海南部海域，实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规模。
6.弹性外交，合作共赢
中国海域有争议的地方如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首先，应是硬性主权，然后是合作开发。但是，在硬性主权与保护领土完整与油气资源的同时，维护有争议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是中国一贯的主张。因此，弹性外交，合作共赢成为硬性主权的重要补充。
所谓“弹性外交”指的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指导方针，以“硬性主权”为前提，在适当的时候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可以“忍让”，但在涉及主权时会严正交涉并且不惜动用武力。
“弹性外交”的主要对策就是合作开发双赢互利，例如，2003年11月11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勘探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共同勘探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 根据已签署的意向，双方同意组成联合工作委员会，对位于南中国海适于油气勘探开发的可能区域进行甄选。与此同时，双方同意共同拟订方案，对选定区域的相关地质、物探和其他技术数据资料和信息进行审查、评估和评价，以便最终确定该区域的含油气前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争端的例子。
但是，不能一味认为保持了诚信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因为，东盟十国中的某些国家并不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更不重视中国的立场。所以，开展人文资源战略和单独国家石油公司进入也是非常紧迫的。
中国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与美国的“功劳”是分不开的，菲律宾等国在中国海域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可能得益于美国的教唆和支持。因此，在弹性外交、共同开发时可以选择与东盟诸国合作，也可以选择与美英日等石油特大型公司合作，以缓解尖锐矛盾。
由以上分析，确定以下具体措施：（1）建立东南亚开发共同体，实施中国南海资源的合作开发；（2）采取强烈措施反对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为，如经济制裁或者外交中断甚至武力警告；（3）与国外大石油公司加强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
7.集中优势，全面行动
就中国国内石油行业来说，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目前，中国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含原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三大石油公司，而且在区域上呈现严格分割的局面。
对于海洋开发一贯是中国海油的特权，其他石油公司不能染指，这样就造成了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单一方面控制，不能形成较为积极的竞争开发局面。
因此，建议实施解除区域分割，实施多重进入，创造海洋油气开发的积极竞争局面。具体措施为：（1）鼓励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在海洋油气生产上具有一定开发规模；（2）实施三大石油公司联合开发海洋油气资源；（3）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对中国南海油气资源领域积极进入。
Ⅷ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策
一、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讲，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对具体企业而言，是否进行跨国投资，则须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进行整体考量。企业决定“走出去”之前，必须回答“以什么为投资目的，是否经济可行，如何选择目标区域，如何规避投资风险”，既要考虑跨国投资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价值，也要关注中短期的投资收益和风险。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
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
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
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二、根据投资目的选择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三、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作用明显：根据地是航空客运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直航，实现人员往来便利化；根据地是物流储运中心，将成为中国销往该地区及周边商品的储运分销中心以及该地区及周边准备运往国内的物资储运中心，各种物资储运障碍因此得以消除；根据地是金融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间直接汇兑与结算及通过根据地与周边地区间汇兑与结算，保障资金安全、迅速流动；根据地是信息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信息及时传播与交换。显然，一旦根据地建设成功，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将会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和风险也将因此而降低。对国家而言，根据地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与中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实现二者间货物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实现贸易与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或者建立货币同盟，实现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随着海外投资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圈，中国经济安全就有了更大的保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双边经济合作可能从贸易自由开始，逐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人民币结算、政策协同，最终成为经济货币联盟。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与战争年代根据地建设相似，选择经济落后国家“走出去”相对容易。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需要外来投资，戒备、防范心理较小，接受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意愿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往往发达国家投资少，受关注程度相应较低，推进与这类国家经济一体化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相对较小。除此之外，根据地目标国家选择还应坚持以下条件。一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发展潜力。没有发展潜力就没有作为根据地的基础，因为经济上不具备可行性。二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没有区位优势就无法实现辐射周边商品和资源市场，而这正是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之一。三是目标国家与我有一定的合作基础。没有合作基础，对华不友好，彼此缺乏信任，就很难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更谈不上实现高度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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