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20年美國與多少個國家有外交關系
在聯合國195個成員國之內。有6個至今和美國沒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巴勒斯坦，蘇丹，索馬里，不丹……
『貳』 自二戰後到現在，美國相對實力衰落了多少
二戰後美國發展迅速的原因有：1、二戰後，英法等國實力衰退，資本主義市場，美國一家獨大；2、經過羅斯福新政，美國逐漸走出了1929年經濟大蕭條造成的影響，經濟發展重新步入正軌；3、二戰期間美國本土未受戰火影響，各國忙於戰後恢復，無暇與美國爭奪市場；4、二戰期間各國人才為躲避戰火，紛紛逃往美國，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以上四點成為二戰後美國迅速發展的主要促進因素。二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簡稱。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國、義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軸心國(及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為另一方進行的第二次全球規模的戰爭。從歐洲到亞洲，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捲入戰爭，作戰區域面積2200萬平方千米。據不完全統計，戰爭中軍民共傷亡9000餘萬人，4萬多億美元付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以美國、蘇聯、中國、英國等反法西斯國家和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侵略者贏得世界和平與進步而告終。
『叄』 美國總統怎樣制定外交政策
二戰後美國歷任總統及外交政策
第一階段戰後初期至60年末的戰略擴張階段（「遏制戰略」）
這一階段美國以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做後盾，大力扶植親美政府，向第三世界滲透，對社會主義遏制，外交具有明顯的侵略性，進攻性。
（一） 杜魯門時期（1945—1953）① 1946.3.5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於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和
平砥柱》，向蘇聯發出了冷戰的口號
② 1947.3.12 杜魯門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宣讀政府咨文，渲染希臘，土耳其危機，杜魯門主義出台，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用援助盟友遏制蘇聯代替了大國合作與集體安全，是美蘇冷戰全面展開的重要標志
③ 1947.6.5 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從1948-1951年向歐洲16國提供131.5億美元援助，鞏固了資本主義秩序，防止革命發生
④ 1947年6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塔夫脫—哈特萊法》，即《1947年勞資關系法》，禁止全國性同業工人的集體談判，司法部有權禁止罷工，禁止支援性抵制等，從根本上修改了1935的《華格納法》，取消了工人階級在二戰前夕通過頑強斗爭獲得的公會權利。 ⑤ 1948.2-6 美英法何比盧召開倫敦外長會議，正式決定分裂德國，1949.9，聯邦德國成立 ⑥ 1949.1.5 在提交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杜魯門正式提出了「公平施政」綱領，關鍵是就業問題。
⑦ 1949.9 杜魯門發表繼任總統演說，提出了援助和開發落後地區的「第四點計劃」，以技術輸出為主，體現了與老殖民者不同的統治擴張手段，是為美國全球霸權服務的
（二） 艾森豪威爾時期（1953—1961）在堅持冷戰與遏制戰略的同時，對全球戰略做出了
一些調整
（三） 肯尼迪，約翰遜時期（1961—1969）① 1961年肯尼迪提出「一手拿箭，一手拿橄
欖枝」的靈活和平戰略，提出新非洲政策，對拉美爭取進步同盟，對西歐的宏偉計劃
② 肯尼迪提出新邊疆口號，試圖利用美國先進科學技術的經濟實力，解決60年代美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③ 1963年約翰遜上台後，1964年於密西根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偉大社會的口號，向貧困宣戰，使民主黨自羅斯福以來所推行的社會改革達到高潮，集中反映了藉助國家干預力量來消除貧困現象
第二階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戰略調整階段（緩和戰略）
（一） 尼克松，福特時期（1969—1977）① 1969。8.8 尼克松提出了「新聯邦主義」，還
政於州，還政於民
② 1969.7在關島講話中，提出了「新亞洲政策」，闡述了對外三原則，夥伴關系，實力，談判，全球戰略從亞洲收縮，以確保歐洲重點，由進攻型轉為防守型，以一個半戰爭代替兩個半戰爭的影響
③ 1974.8 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後，繼任總統福特在對外政策上延續了尼克松主義
（二）卡特時期（1977-1981）加強美國意識在第三世界的影響，以恢復美國在第三世界的政治號召力為突破口，提出世界秩序戰略
第三階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戰略擴張階段（新遏制戰略，超越遏制戰略）
（一） 里根時期（1981—1989）「星球大戰計劃」，以實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戰略
（二） 老布希時期（1989-1993）提出超越遏制戰略，抓住蘇聯改革時機，推行和平演變，
其任期跨越了跨越冷戰前後兩個時期，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其全球戰略也做了很大調整
『肆』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解釋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向國會提出了由約翰·昆西·亞當斯擬定的國情咨文，咨文中有關外交方面的主要內容被稱為「門羅宣言」，即後來被稱之為「門羅主義」。其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三個基本原則：即「反對歐洲國家再在美洲奪取殖民地」原則、「不幹涉」原則和「美洲體系」原則。《門羅宣言》成為美國用來反對美洲以外的國家干涉美洲事務的工具，阻止和進一步排斥歐洲列強勢力在西半球的政治影響，使美洲和歐洲「脫離接觸」，從而為美國在西半球的擴張掃清道路。
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運動蓬勃發展，西班牙在歐洲「神聖同盟」支持下，妄圖恢復在美洲的殖民地，英國和「神聖同盟」各國也積極插手拉丁美洲。門羅借口防止歐洲各國干涉拉丁美洲事務，發表了這個咨文。咨文中宣稱：「同盟各國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擴張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們的和平與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南方各兄弟國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夠建立他們心願的政治制度，所以讓我們坐視歐洲列強對他們進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過問，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並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門羅的這個外交政策，主要是制止歐洲列強對拉丁美洲的侵略，使拉丁美洲各國的獨立得到鞏固。但也應該看到，這個宣言也是為美國侵略拉丁美洲製造借口的。它為以後美國在「援助」的幌子下，控制和掠奪拉丁美洲樹了塊擋箭牌，成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建立「後院」的工具。
門羅宣言和門羅主義
拉丁美洲國家正在進行獨立的時候，美國已經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當歐洲「神聖同盟」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時，美國積極推行起『美洲事務是美洲人事務』的政策。１８２３年，美國總統門羅向國會提出咨文，宣稱：「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他又稱，美國不幹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也不容許歐洲列強干預美洲的事務。這項咨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宣言」。它包含的原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的含義主要有三個：（１）要求歐洲國家不在西半球殖民。這一原則不僅表示反對西歐國家對拉美的擴張，也反對俄國在北美西海岸分擴張；（２）要求歐洲不幹預美洲獨立國家的事條；（３）保證美國不幹涉歐洲事務，包括歐洲現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務。門羅主義在當時未產生多少影響，因為英國在拉美的影響要大大超過美國。１９世紀４０年代以後，美國又重新提起門羅主義。
大棒政策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和實行武力威脅和戰爭訛詐的外交政策。他曾在一次演說中援引了一句非洲諺語：「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著急」來說明他任內的外交政策，後發展成所謂「大棒加胡蘿卜政策」。20世紀初,美國憑借其大為增強的軍事經濟力量,積極推行向外擴張計劃,加強了對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區的侵略。羅斯福根據馬漢的制海權理論，主張以武力為後盾，迫使拉丁美洲國家「循規蹈矩」，聽命於美國。在大棒政策的指導下，美國憑借武力，多次公開干涉拉丁美洲國家的內政。1903年，羅斯福參與策劃並出動海軍支持巴拿馬政變。1904年，美國又出動軍艦，迫使多明尼加將一切關稅交給美國管理。美國推行大棒政策的地區，並不限於拉丁美洲。羅斯福一再出動武裝力量,肆意干涉他國的作法,激起拉丁美洲各國的強烈反對，也引起本國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
金元外交：美國從塔夫脫總統提出的鼓勵和支持銀行家擴大海外投資，以實現向外擴張的外交政策。羅斯福總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國，特別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對，故塔夫脫和鼓吹積極的經濟擴張政策。塔夫脫提出「用金元代替槍彈」，他們主張運用外交政策推動和保護美國銀行家的海外投資，特別是對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中國擴大投資，在這些地區排擠和取代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事實上，金元並沒有完全取代槍彈，而只是槍彈的補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時使用。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美國資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區各國。金元外交實際上是一種資本滲透，通過對外投資來奪取更多的海外市場和殖民特權。 二戰後美圓成為世界貴重價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於35.8美圓,史稱固定匯率(現為浮動匯率)其中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
『伍』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什麼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向國會提出了由約翰·昆西·亞當斯擬定的國情咨文，咨文中有關外交方面的主要內容被稱為「門羅宣言」，即後來被稱之為「門羅主義」。其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三個基本原則：即「反對歐洲國家再在美洲奪取殖民地」原則、「不幹涉」原則和「美洲體系」原則。《門羅宣言》成為美國用來反對美洲以外的國家干涉美洲事務的工具，阻止和進一步排斥歐洲列強勢力在西半球的政治影響，使美洲和歐洲「脫離接觸」，從而為美國在西半球的擴張掃清道路。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運動蓬勃發展，西班牙在歐洲「神聖同盟」支持下，妄圖恢復在美洲的殖民地，英國和「神聖同盟」各國也積極插手拉丁美洲。門羅借口防止歐洲各國干涉拉丁美洲事務，發表了這個咨文。咨文中宣稱：「同盟各國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擴張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們的和平與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南方各兄弟國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夠建立他們心願的政治制度，所以讓我們坐視歐洲列強對他們進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過問，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並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門羅的這個外交政策，主要是制止歐洲列強對拉丁美洲的侵略，使拉丁美洲各國的獨立得到鞏固。但也應該看到，這個宣言也是為美國侵略拉丁美洲製造借口的。它為以後美國在「援助」的幌子下，控制和掠奪拉丁美洲樹了塊擋箭牌，成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建立「後院」的工具。門羅宣言和門羅主義拉丁美洲國家正在進行獨立的時候，美國已經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當歐洲「神聖同盟」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時，美國積極推行起『美洲事務是美洲人事務』的政策。１８２３年，美國總統門羅向國會提出咨文，宣稱：「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他又稱，美國不幹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也不容許歐洲列強干預美洲的事務。這項咨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宣言」。它包含的原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的含義主要有三個：（１）要求歐洲國家不在西半球殖民。這一原則不僅表示反對西歐國家對拉美的擴張，也反對俄國在北美西海岸分擴張；（２）要求歐洲不幹預美洲獨立國家的事條；（３）保證美國不幹涉歐洲事務，包括歐洲現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務。門羅主義在當時未產生多少影響，因為英國在拉美的影響要大大超過美國。１９世紀４０年代以後，美國又重新提起門羅主義。 大棒政策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和實行武力威脅和戰爭訛詐的外交政策。他曾在一次演說中援引了一句非洲諺語：「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著急」來說明他任內的外交政策，後發展成所謂「大棒加胡蘿卜政策」。20世紀初,美國憑借其大為增強的軍事經濟力量,積極推行向外擴張計劃,加強了對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區的侵略。羅斯福根據馬漢的制海權理論，主張以武力為後盾，迫使拉丁美洲國家「循規蹈矩」，聽命於美國。在大棒政策的指導下，美國憑借武力，多次公開干涉拉丁美洲國家的內政。1903年，羅斯福參與策劃並出動海軍支持巴拿馬政變。1904年，美國又出動軍艦，迫使多明尼加將一切關稅交給美國管理。美國推行大棒政策的地區，並不限於拉丁美洲。羅斯福一再出動武裝力量,肆意干涉他國的作法,激起拉丁美洲各國的強烈反對，也引起本國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 金元外交：美國從塔夫脫總統提出的鼓勵和支持銀行家擴大海外投資，以實現向外擴張的外交政策。羅斯福總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國，特別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對，故塔夫脫和鼓吹積極的經濟擴張政策。塔夫脫提出「用金元代替槍彈」，他們主張運用外交政策推動和保護美國銀行家的海外投資，特別是對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中國擴大投資，在這些地區排擠和取代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事實上，金元並沒有完全取代槍彈，而只是槍彈的補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時使用。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美國資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區各國。金元外交實際上是一種資本滲透，通過對外投資來奪取更多的海外市場和殖民特權。 二戰後美圓成為世界貴重價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於35.8美圓,史稱固定匯率(現為浮動匯率)其中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
『陸』 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多少個
截止到2018年，世界上224個國家地區中有189個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柒』 冷戰期間美國外交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外交戰略
在討論冷戰時期美國遏制戰略時，對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義的關注可以說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國的使命觀與前蘇聯由來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對東歐等地緣政治國家和勢力范圍的爭奪，包括英國)、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說與杜魯門主義)、政治口號(如意識形態宣傳)等等。一方面，遏制戰略作為貫穿整個冷戰史的美國大戰略，其制定和實施毫無疑問是美國政府的政治行為，對它的政治性解讀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們接受的；另一方面，對冷戰歷史政治視角的偏愛在解釋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戰為什麼和平終結的問題上卻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試圖就經濟因素對美國遏制戰略的目標、基本手段及其實現條件的影響等問題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認識。
一美國遏制戰略的重要目標：在維護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念的根本前提下，為美國壟斷資本開辟市場、攫取商業利潤服務，維護美國經濟安全和繁榮
分析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經濟因素的難點在於，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發展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大國政治、經濟關系的互動是不一樣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動。這就要求我們
一方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另一方面也要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戰結束後，曾是同盟關系的美蘇兩國為什麼反目成仇，直至劍拔弩張呢?為什麼雙方僅僅是「冷戰」，雖爭斗不斷卻基本能和平共處直至冷戰結束呢?這兩個問題都與美國遏制戰略的目標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社會現象最深厚的基礎和根源在於經濟，國內或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都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國家之間的政治問題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列寧同樣指出，不研究「帝國主義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如果說(或者只是間接地表達了這種思想)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從經濟上』看問題有同等的價值……這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常識」。[1](P279)從根本上說，國際關系中爭「權」也就是為了奪「利」，這是國家行為最基本的出發點。冷戰時期，美國對戰略、政治、軍事安全利益的考慮超過對經濟利益的考慮，甚至不惜耗費巨資在全球與前蘇聯展開爭奪。但經濟利益仍然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目標，美國甚至會不惜發動戰爭來擺脫經濟衰退。國際關系中的經濟因素，籠統地說是指國家維護本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所需的一切經濟方面的條件，其核心和落腳點是經濟利益。
可以說，美國商業資本擴張的本性與二戰後前蘇聯建立兩個平行市場的努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戰後美國政府制定對蘇遏制戰略的重要原因。這從美國當局者的政策或言論，如喬治·凱南的《前蘇聯行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來。美國遏制前蘇聯的目標是雙重的，維護美國在政治和軍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戰略的根本目標，維護美國經濟安全和繁榮是遏制戰略的重要目標。
美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本國經濟的安全與繁榮。美國的立國之本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即需要在不斷擴大的市場上展開經濟活動，使資本增殖。在立國之初，美國就將經濟、貿易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外交事務，將本國經濟貿易方面受到的威脅視作最大的安全威脅。曾任美國商務部副部長的加頓認為，「美國商貿和外交的基本驅動力會持續下去，因為它深深植根於美國的歷史和哲學之中。」「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中，商貿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著核心作用」。「(美國)外交政策熱衷於為美國生意人打開市場。美國為過剩的小麥尋找出路，為汽車和飛機尋找市場，努力獲取像石油、銅這類原材料。海外商業擴張常被看成是美國邊疆的拓展，屬於這個國家所肩負的使命。」他還認為，商業能夠推動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社會的獨特性，「美國不是一個傳統的殖民大國，其帝國主義式的行動不是體現在軍事上，而是一般地體現在美國銀行和公司的影響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查爾斯·威爾遜1953年1月15日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的回答更是對此做了最好的註解：「我想多年來，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反過來也是如此。
雙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結論認為，對於自由國際主義者來說，美國政府總是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責任，「保護和擴大自由競爭原則能夠運轉的市場。如同重商主義一樣，古典的自由經濟學導致一種擴張主義外交政策」。[4]自由貿易和商業擴張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政府制訂的「門戶開放」政策上。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延續。美國式「門戶開放」外交政策的重點不是在所在國范圍內排斥他國的利益，不是實行封閉式的壟斷，而是要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為旗號，著眼於打破民族國家或帝國主義的保護主義堡壘，把世界變成由美國操縱的具有開放性質的新型商業帝國。二戰後，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企圖建立這樣一個由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國設計的「美國世紀」中，是絕不允許建立與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背道而馳的「勢力范圍」的。這就是說，經濟制度和經濟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國與戰後前蘇聯的外交政策產生極其尖銳的矛盾。
就前蘇聯而言，「戰後初期，前蘇聯對外戰略的設想是，盡力維護戰時同盟，維護世界和平，保護已經獲得的領土報酬和各種賠償，保住自己勢力范圍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所形成的對世界體系的看法以及相關的理論，是戰後初期前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斯大林戰後對世界局勢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戰的經濟影響導致了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瓦解，這決定了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二是前蘇聯在二戰中的決定性作用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戰後世界局勢在向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從一國發展到數國，並由此形成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平行的社會主義世界市場，以及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四是兩個相互對立的世界體系在戰後的出現，將會縮小資本主義國家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縮減下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必然會走向衰落。在這種政策理論指導下，1945年12月，前蘇聯拒絕批准「布雷頓森林協議」，並且不允許東歐各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P103)同時為了對抗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影響，前蘇聯通過實施莫洛托夫計劃，強化與東歐各國的經濟聯系並限制其與西方經濟往來，到1949年又正式發展成為蘇東經濟集團(經互會)。前蘇聯對東歐各國實行了十分嚴密的控制，把東歐的貿易方向從西方轉向前蘇聯，削弱甚至切斷了東歐與西方歷史上傳統的經濟聯系。這樣，作為美蘇外交戰略的直接經濟後果，歐洲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世界體系和彼此隔絕並相互對峙的兩大經濟集團。就斯大林對戰後世界局勢的看法以及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出發點而言，不管是保護戰爭的勝利果實還是傳統的俄羅斯帝國擴張傳統的延續；不管是要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僅僅要求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戰略上的深遠考慮還是美國政府對它的錯誤解讀，都有各自在解釋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歷史或理論的依據。但就對當時美蘇關系的影響而言，這些言論以及其指導下的前蘇聯外交行為極大地惡化了美蘇關系，客觀上加速了冷戰的到來。
美國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從1945年9月五國外長會議開始，美國對前蘇聯實行了不斷升級的強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開發表演說後的13天，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出一份8000字的電報，對戰後前蘇聯「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採取的對策，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對前蘇聯實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設想。
二美國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針對前蘇聯、東歐以及西方盟國，誘壓結合，綜合運用經濟遏制或經濟援助，以服務於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大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戰略，是一個包含眾多子戰略的復雜體系，它強調採取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來實現戰略目標，這就必須依據不斷變化的形勢制定和實施相應的子戰略，以使其戰略目標具體化，使其戰略目標通過這些子戰略得以實現。[7]經濟手段或經濟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運用，就是美國實現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貫穿於冷戰的全過程，是東西方冷戰的重要內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現形式：
(一)經濟遏制。遏制戰略作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大戰略，它強調採取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並綜合運用國家的各種力量去實現戰略目標，其中，貿易管制戰略就是遏制戰略手段的具體化。貿易管制戰略是杜魯門政府制定，之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實施的一項重要經濟遏制戰略。其旨在通過管制美國及其西方盟國與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貿易，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以阻止其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並最終實現遏制戰略的目標。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議上通過了《對蘇聯、東歐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美國的安全需要立即、無限期地停止從美國向前蘇聯及其附庸國出口所有美國短缺物資和有助於增強前蘇聯軍事潛力的物資」。[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出口管製法》，規定美國實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幫助履行美國政府的國際責任；要求美國政府盡可能與盟國合作，共同實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國的經濟資源和在與共產黨國家貿易中的優勢，推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9](P104)這就把貿易管制以國會立法的形式最終確定下來。按照這一戰略，美國商務部制定了嚴格的出口許可證制度，規定凡是從美國出口到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歐國家的所有物資都必須獲得美國政府的批准。美國政府又通過威脅利誘等手段，迫使與前蘇聯有傳統貿易關系的
西歐盟國加入到貿易管制的行列中來。1950年初，西方國家共同成立了一個「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制定了嚴格的出口管制清單並付諸實施。由於對前蘇聯集團實施了嚴格的貿易管制，東西方貿易銳減，如1948年時美國對前蘇聯的出口額尚有2700多萬美元，到1952年時銳減到只有1.5萬美元。之後隨著冷戰態勢的變化，東西方貿易關系時緊時松，但美國從來沒有放鬆對能促進前蘇聯經濟軍事實力的戰略物資的管制，作為美國推進貿易管制戰略有力工具的「巴統」組織也只是在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後，才於1994年宣告解散。美國的經濟遏制戰略把前蘇聯集團排斥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外，極大地延緩了前蘇聯東歐的經濟發展。
(二)經濟制裁。美國實施的經濟制裁戰略加劇了前蘇聯的困難，延緩了前蘇聯的發展。例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於1962年至1965年對前蘇聯實行的大口徑輸油管道禁運，不但延緩了友誼管道線的建成，嚴重影響了前蘇聯石油的運輸，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前蘇聯對西方機械和運輸工具的進口。1982年，以波蘭問題為借口，里根政府對前蘇聯實行了經濟制裁，有意切斷了前蘇聯在西伯利亞修建一條新的天然氣管道以及與日本合作開發能源計劃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術。這對前蘇聯外匯收入影響很大。前蘇聯由此損失了150至200億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秘密實施了一個「沙特行動」計劃，即通過設法使沙烏地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的做法使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暴跌，從而使原油輸出大國前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中央情報局的一份秘密報告認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蘇聯每年會損失5至10億美元。同時，石油價格下跌也使一些中東國家因收入減少縮減了對前蘇聯武器的購買，從而減少了前蘇聯的軍售外匯收入。前蘇聯一位官員說：「石油價格的下跌是破壞性的，它使數百億美元一掃而空。」[10]外匯收入的銳減給前蘇聯經濟帶來嚴重困難，極大地影響了前蘇聯進口西方設備、工業材料和農產品，幾十個大型項目也因缺乏資金被迫停止。
(三)經濟援助。「美國的行為動機從來不是純商業的。它不像法國和日本那樣在重商主義道路上走得很遠，美國的商貿一直與開放市場為伍，開放的市場又和政治自由相關聯，政治自由則伴有民主，而民主還連同有和平。」[2]在冷戰時期，美國認為一個包括歐洲的開放貿易體系有助於這些國家抵抗共產主義和前蘇聯，美國最大的擔心就是前蘇聯利用歐洲的虛弱進行經濟滲透。「人們認為正像曾發生過的大蕭條導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樣，在經濟戰線上促成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對於保障和平並減小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至關重要。」[3](P16)於是，「馬歇爾計劃」應運而生。「馬歇爾計劃」是個經濟計劃，它與美國「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一脈相承，但在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中又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就是在經濟援助的基礎上，在幫助西歐復興的過程中，使西歐形成對美國經濟和政治的多重依賴關系，把西歐納入美國全球反共戰略體系，增強了其對抗前蘇聯的經濟實力。馬歇爾計劃還對前蘇聯與東歐的關系產生了一定的瓦解和離間作用。東歐國家迫於前蘇聯的壓力，在抵制馬歇爾計劃方面與前蘇聯保持了一致。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西歐國家經濟的差距越拉越大，東歐與前蘇聯的矛盾越來越大，為最終導致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筆。為了拉攏更多「戰友」遏制前蘇聯，美國提出了「第四點計劃」，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技術援助。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認為，「第四點計劃是我們對受共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援助的具體表現。第四點計劃是和我們保證這些國家在衣、食、住等條件方面得到適當改善，從而是與防止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11]援助希臘、土耳其是美國在冷戰時期運用經濟手段為遏制戰略服務的突出事例。在這個事件中，美國當局認為，只有通過經濟的和財政的援助，才能「扼殺由苦難和貧困滋生出的極權統治的萌芽」，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通過《對外援助法案》，正式將對外援助制度化。該法案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沒有改變對外援助是美國實現遏制戰略目標工具的事實。
三美國遏制戰略的實現條件：以經濟實力為依託，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同時，迫使前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以拖垮其經濟，從而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決定著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經濟實力如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冷戰結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蘇對抗首先是建立在雙方軍事實力基礎上的，和歷史上大國的爭斗一樣，經濟實力卻是最終決定勝敗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軍隊人數的多少。歷史上，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冷戰時期，經濟實力對美國遏制前蘇聯戰略的影響一如前述，由於二戰巨額「戰爭紅利」的刺激，美國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質的飛躍，使得美國能以經濟援助為誘餌，拉攏住西歐盟國和「中間地帶」國家，維持了西方世界的團結，加大了對前蘇聯遏制的砝碼，並達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目的。相反，作為前蘇聯盟友的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經歷了一個從「香餑餑」到「經濟包袱」的過程。在經互會體制下，東歐各國成了前蘇聯進行不平等經濟關系的對象，這大大降低了其對東歐各國的吸引力，埋下了劇變的引子。
從冷戰因何終結的角度分析，可以說美蘇經濟實力的差距同樣是最終導致雙方不同結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國依靠經濟實力挑起的軍備競賽使得前蘇聯經濟不堪重負，經濟的過度軍事化成了壓垮前蘇聯經濟的「稻草」。經濟上的困境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根本動因，而這成了前蘇聯解體的先聲。可以說，前蘇聯從反面證明了經濟實力差距對前蘇聯解體的致命影響。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的五年計劃指令指出，要把國防建設作為對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戰爭」的一種形式。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學者施韋策認為，里根政府增強國防對前蘇聯經濟的影響完全是蓄意製造的。[10]二戰後，美國人均負擔軍費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達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軍備競賽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經濟上受傷害最大的應該說是前蘇聯。根據前《蘇聯統計年鑒》的資料，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相當於美國的64%，人均國民收入為美國的57%；而按照《美國統計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數字，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僅相當於美國的54.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美國的46.6%；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關數字則為39.67%和34.06%。前蘇聯經濟學家博洛京在《論據與事實》1991年第26期發表的文章認為，1987年前蘇聯的GNP僅相當於美國的38%，人均僅為美國的30%。這些統計數字由於方法和政治傾向的影響，可能與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前蘇聯經濟實力與美國有較大差距則是事實。由於經濟實力不足，軍備競賽對前蘇聯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為了在核武器上與美國大體保持平起平坐，並在化學武器和其他常規武器的數量上超過北約，前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國民生產總值直接用於國防(美國為6.5%)，國防開支占國家預算的比重為45%至50%(美國為25%至27%)，前蘇聯軍備開支水平估計為每年2500至3000億美元，接近美國同期的軍備開支。前蘇聯經濟變成了一種典型的備戰型經濟。經濟的過度軍事化大大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成為後來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作為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對經濟和商業利益的追求和維護是其重要目標。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戰後前蘇聯保護勢力范圍的原則，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和理論體系，在實踐上則是國家利益沖突的重要根源。歷史地看，這兩大原則的對立不僅推動了冷戰的到來，而且是冷戰的原動力，是冷戰最為本質的東西。二是經濟手段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對美國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靈活性，又成為了遏制前蘇聯的有效工具，客觀上也對國際政治關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歐洲和亞太地區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對前蘇聯而言，則是災難性的。三是經濟實力是國家對外戰略的基礎。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外交和軍事戰略再高明也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通過戰爭並不能消滅和壓倒社會主義，相反，大戰之後的社會主義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二戰就是很明顯的例證。歷史的教訓，促使西方改變戰略，在保持強大軍事壓力的同時，越來越重視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試圖以經濟和科技的優勢遏制、拖垮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達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目標。
『捌』 那你說實行對外政策的工具有哪些是不是有外交，文化交流，經濟援助，武力，能源，還有么
外交政策的含義，較外交為廣泛.
外交只是談判、參加國際組織，簽定協議.
而政策，就是方針.
國家的外交，都是參照外交政策來行使的.兩者絲毫不含糊.我打個比方讓你比較好理解吧.
比方說當年蘇聯，仇視美國，蘇聯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互不往來、寸步不讓.說白了就是不會去和美國軍事合作經濟合作聯盟等.但是有次蘇聯派去美國偵察的飛機被打下來了，飛行員被捉了.美國不願意放人.蘇聯方面必須出面讓美國放人，這個，就是外交.他可能去美國譴責、談判、妥協等等. 所以外交政策，是一個原則，而外交，則是一種行為的表現.
再打個比方.
衣索比亞在二戰前被義大利入侵，埃塞向國聯聲討義大利，呼籲國聯對義大利進行制裁.但是國聯沒有理睬.
然後戰爭結束了，埃塞的外交政策是：不再以來國聯聯合國非洲聯盟等組織所維護的和平，當有戰爭危險時，不再寄託希望於國聯，應當積極擴充軍備，防止敵人入侵.這個就會成為歷屆埃塞政府的對外政策 但是埃塞又加入了國聯、非洲聯盟.這就是他的外交行為.他是通過國聯等組織，與別國經濟合作，發展本國經濟.所以這就是一種外交行為.
所以外交政策和外交不在一個定義上. 因為它們所代表的東西完全不同.政策是一種原則，或者理論和指導，是為本國的外交行為設定了一個方向.而外交，則是達到外交政策的要求的一個手段.
語言有點亂了，換成國內的就很好理解了.就比如說，今年咱們國家政策是通過經濟的發展，帶動軍事實力的提升.OK這個就是一個政策了，也可以說，是一個方向.而降低個人所得稅、商業稅，免除農業稅等行為，就是為了達到發展經濟的這一要求.然後把大筆大筆的錢去和俄羅斯買軍備，就是達到提升軍事實力的要求.區別就在這里.
其實樓主的問題里，自己已經解答了，實行外交政策的工具，沒錯，政策是方向，而外交，則是工具.
『玖』 美國施展霸權外交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所謂的霸權外交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武力、利用國際組織、單方面行動等。
『拾』 美國是怎樣把人權理念轉化成公共外交工具的
《完美的幻覺：美國政府是如何選中人權外交的》（美國大都會出版社，2010年）一書首次披露了美國政府如何轉化人權理念，巧妙利用人權武器對外開展公共外交的。該書作者詹姆斯·派克是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和美國外交關系學者。他的結論是，美國官方所倡導的所謂人權與真正的人權運動理念幾乎沒有絲毫的聯系，美國官方高舉人權旗幟，其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權推廣自己的全球戰略。
美國所謂的人權出發點不在於人的權利，而在於美國的全球戰略
作者指出，就美國政府而言，推動人權運動發展的歷史動力更多的來自於美國國家安全體系的意識形態考慮，而不是對人權的深度良心發現。在美國侵越戰爭開始之後，美國政府逐步把人權變成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種話語權。
在派克之前，還沒有學者深刻地研究過人權和美國外交的關系。派克認為，一方面美國社會上存在著一種保護弱者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特別關注國家安全利益。這兩者的結合正是人權發展的根源。當人權領袖在呼籲國際人權保護時，華盛頓正在急於尋找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武器用於其冷戰行為，而人權則是一個難得的武器。到底兩者是誰影響了誰呢？人權運動的領導人堅信，是他們的行為推動華盛頓接受了人權事業，然而，事實卻是華盛頓巧妙地利用人權理念推行其政治信仰。華盛頓政客們眼睛裡的人權活動與國際和平運動、削減武器、禁止核武器擴散根本沒有關系。事實上，華盛頓控制了人權的話題和議程，從而在冷戰時期就靈活機警地偷換概念和理念，創造名詞和術語。
派克認為，今天面對全球力量的變化，奧巴馬政府和人權領袖們無動於衷。但是，隨著舊的國際秩序逐步退出歷史舞台，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人權問題。而對人權的任何重新認識的關鍵障礙是人權運動與華盛頓的密切聯系。除非人們徹底改變思考方式，人權運動將繼續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和公共外交的一個工具。
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萬能法寶
本書第二章的標題是「卡特時代：美國外交政策找到了一個心靈。」這句話來自於卡特總統在1978年12月的一個講話。在一年前他的就職演說中，卡特曾經三次強調人權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這比其所有前任在就職講話中使用這個詞彙的次數總和還多，這表明自從把「反共」確定為美國外交基礎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第一次出現了根本性的意識形態改變。美國政壇不論左右，一致贊同卡特的提法，甚至認為「這是自從獨立戰爭以來我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真正的意識形態觀。」
卡特的「人權」外交絕不是對侵越戰爭的反省，而是要「讓美國再次成為各國學習和效仿的榜樣。」作者寫到，「高舉人權旗幟就可以不必再反省美國在越南的行徑。」難怪卡特的撰稿人說：「人權政策是一個左右逢源的法寶。」在作者看來，越是刻意強調什麼，越說明是要刻意掩飾什麼。美國在越南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暴虐如摧毀莊稼和森林，強制民眾搬遷，轟炸平民，實施「鳳凰計劃」以及美國支持的在智利、瓜地馬拉、菲律賓、安哥拉等地實施的軍事暴政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歐亞國家的秘密滲透活動越是遭到揭發和批評，美國政治家越是要聲嘶力竭地宣傳其人權理念，以粉飾其形象。
美國政府意識到人權是攻擊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如果說在冷戰初期「自由」還是一個較為籠統的概念，那麼這時的「人權」成為全面自由的代名詞。就在這時，美國政治家意識到一個社會人權的改善同其經濟條件關聯密切，於是他們在講話中淡化經濟上的不平等，盡力突出政治權力和個人權力。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國防部前部長羅伯特·蓋茨就曾經寫道：「卡特政府以任何美國總統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向蘇聯發起了意識形態戰爭。」具體辦法就是「在蘇聯人眼中攻擊蘇聯政府的合法性」和全力支持蘇聯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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