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20年美国与多少个国家有外交关系
在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之内。有6个至今和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巴勒斯坦，苏丹，索马里，不丹……
‘贰’ 自二战后到现在，美国相对实力衰落了多少
二战后美国发展迅速的原因有：1、二战后，英法等国实力衰退，资本主义市场，美国一家独大；2、经过罗斯福新政，美国逐渐走出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影响，经济发展重新步入正轨；3、二战期间美国本土未受战火影响，各国忙于战后恢复，无暇与美国争夺市场；4、二战期间各国人才为躲避战火，纷纷逃往美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以上四点成为二战后美国迅速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二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叁’ 美国总统怎样制定外交政策
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及外交政策
第一阶段战后初期至60年末的战略扩张阶段（“遏制战略”）
这一阶段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做后盾，大力扶植亲美政府，向第三世界渗透，对社会主义遏制，外交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进攻性。
（一） 杜鲁门时期（1945—1953）① 1946.3.5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和
平砥柱》，向苏联发出了冷战的口号
② 1947.3.12 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政府咨文，渲染希腊，土耳其危机，杜鲁门主义出台，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用援助盟友遏制苏联代替了大国合作与集体安全，是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
③ 1947.6.5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从1948-1951年向欧洲16国提供131.5亿美元援助，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防止革命发生
④ 1947年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即《1947年劳资关系法》，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司法部有权禁止罢工，禁止支援性抵制等，从根本上修改了1935的《华格纳法》，取消了工人阶级在二战前夕通过顽强斗争获得的公会权利。 ⑤ 1948.2-6 美英法何比卢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决定分裂德国，1949.9，联邦德国成立 ⑥ 1949.1.5 在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杜鲁门正式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关键是就业问题。
⑦ 1949.9 杜鲁门发表继任总统演说，提出了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以技术输出为主，体现了与老殖民者不同的统治扩张手段，是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的
（二） 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在坚持冷战与遏制战略的同时，对全球战略做出了
一些调整
（三）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1961—1969）① 1961年肯尼迪提出“一手拿箭，一手拿橄
榄枝”的灵活和平战略，提出新非洲政策，对拉美争取进步同盟，对西欧的宏伟计划
② 肯尼迪提出新边疆口号，试图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经济实力，解决60年代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③ 1963年约翰逊上台后，1964年于密西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伟大社会的口号，向贫困宣战，使民主党自罗斯福以来所推行的社会改革达到高潮，集中反映了借助国家干预力量来消除贫困现象
第二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战略调整阶段（缓和战略）
（一） 尼克松，福特时期（1969—1977）① 1969。8.8 尼克松提出了“新联邦主义”，还
政于州，还政于民
② 1969.7在关岛讲话中，提出了“新亚洲政策”，阐述了对外三原则，伙伴关系，实力，谈判，全球战略从亚洲收缩，以确保欧洲重点，由进攻型转为防守型，以一个半战争代替两个半战争的影响
③ 1974.8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总统福特在对外政策上延续了尼克松主义
（二）卡特时期（1977-1981）加强美国意识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以恢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号召力为突破口，提出世界秩序战略
第三阶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战略扩张阶段（新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
（一） 里根时期（1981—1989）“星球大战计划”，以实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战略
（二） 老布什时期（1989-1993）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抓住苏联改革时机，推行和平演变，
其任期跨越了跨越冷战前后两个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全球战略也做了很大调整
‘肆’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了由约翰·昆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有关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即后来被称之为“门罗主义”。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门罗宣言》成为美国用来反对美洲以外的国家干涉美洲事务的工具，阻止和进一步排斥欧洲列强势力在西半球的政治影响，使美洲和欧洲“脱离接触”，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道路。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西班牙在欧洲“神圣同盟”支持下，妄图恢复在美洲的殖民地，英国和“神圣同盟”各国也积极插手拉丁美洲。门罗借口防止欧洲各国干涉拉丁美洲事务，发表了这个咨文。咨文中宣称：“同盟各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张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南方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够建立他们心愿的政治制度，所以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他们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门罗的这个外交政策，主要是制止欧洲列强对拉丁美洲的侵略，使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得到巩固。但也应该看到，这个宣言也是为美国侵略拉丁美洲制造借口的。它为以后美国在“援助”的幌子下，控制和掠夺拉丁美洲树了块挡箭牌，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建立“后院”的工具。
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
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独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当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时，美国积极推行起‘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政策。１８２３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含义主要有三个：（１）要求欧洲国家不在西半球殖民。这一原则不仅表示反对西欧国家对拉美的扩张，也反对俄国在北美西海岸分扩张；（２）要求欧洲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条；（３）保证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包括欧洲现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务。门罗主义在当时未产生多少影响，因为英国在拉美的影响要大大超过美国。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美国又重新提起门罗主义。
大棒政策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和实行武力威胁和战争讹诈的外交政策。他曾在一次演说中援引了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来说明他任内的外交政策，后发展成所谓“大棒加胡萝卜政策”。20世纪初,美国凭借其大为增强的军事经济力量,积极推行向外扩张计划,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侵略。罗斯福根据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拉丁美洲国家“循规蹈矩”，听命于美国。在大棒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凭借武力，多次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1903年，罗斯福参与策划并出动海军支持巴拿马政变。1904年，美国又出动军舰，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一切关税交给美国管理。美国推行大棒政策的地区，并不限于拉丁美洲。罗斯福一再出动武装力量,肆意干涉他国的作法,激起拉丁美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也引起本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金元外交：美国从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总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和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 二战后美圆成为世界贵重价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于35.8美圆,史称固定汇率(现为浮动汇率)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伍’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了由约翰·昆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有关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即后来被称之为“门罗主义”。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门罗宣言》成为美国用来反对美洲以外的国家干涉美洲事务的工具，阻止和进一步排斥欧洲列强势力在西半球的政治影响，使美洲和欧洲“脱离接触”，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道路。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西班牙在欧洲“神圣同盟”支持下，妄图恢复在美洲的殖民地，英国和“神圣同盟”各国也积极插手拉丁美洲。门罗借口防止欧洲各国干涉拉丁美洲事务，发表了这个咨文。咨文中宣称：“同盟各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张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南方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够建立他们心愿的政治制度，所以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他们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门罗的这个外交政策，主要是制止欧洲列强对拉丁美洲的侵略，使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得到巩固。但也应该看到，这个宣言也是为美国侵略拉丁美洲制造借口的。它为以后美国在“援助”的幌子下，控制和掠夺拉丁美洲树了块挡箭牌，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建立“后院”的工具。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独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当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时，美国积极推行起‘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政策。１８２３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含义主要有三个：（１）要求欧洲国家不在西半球殖民。这一原则不仅表示反对西欧国家对拉美的扩张，也反对俄国在北美西海岸分扩张；（２）要求欧洲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条；（３）保证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包括欧洲现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务。门罗主义在当时未产生多少影响，因为英国在拉美的影响要大大超过美国。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美国又重新提起门罗主义。 大棒政策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和实行武力威胁和战争讹诈的外交政策。他曾在一次演说中援引了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来说明他任内的外交政策，后发展成所谓“大棒加胡萝卜政策”。20世纪初,美国凭借其大为增强的军事经济力量,积极推行向外扩张计划,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侵略。罗斯福根据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拉丁美洲国家“循规蹈矩”，听命于美国。在大棒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凭借武力，多次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1903年，罗斯福参与策划并出动海军支持巴拿马政变。1904年，美国又出动军舰，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一切关税交给美国管理。美国推行大棒政策的地区，并不限于拉丁美洲。罗斯福一再出动武装力量,肆意干涉他国的作法,激起拉丁美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也引起本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金元外交：美国从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总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和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 二战后美圆成为世界贵重价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于35.8美圆,史称固定汇率(现为浮动汇率)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陆’ 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少个
截止到2018年，世界上224个国家地区中有189个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柒’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政府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政府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计划，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计划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计划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计划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政府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
‘捌’ 那你说实行对外政策的工具有哪些是不是有外交，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武力，能源，还有么
外交政策的含义，较外交为广泛.
外交只是谈判、参加国际组织，签定协议.
而政策，就是方针.
国家的外交，都是参照外交政策来行使的.两者丝毫不含糊.我打个比方让你比较好理解吧.
比方说当年苏联，仇视美国，苏联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互不往来、寸步不让.说白了就是不会去和美国军事合作经济合作联盟等.但是有次苏联派去美国侦察的飞机被打下来了，飞行员被捉了.美国不愿意放人.苏联方面必须出面让美国放人，这个，就是外交.他可能去美国谴责、谈判、妥协等等. 所以外交政策，是一个原则，而外交，则是一种行为的表现.
再打个比方.
埃塞俄比亚在二战前被意大利入侵，埃塞向国联声讨意大利，呼吁国联对意大利进行制裁.但是国联没有理睬.
然后战争结束了，埃塞的外交政策是：不再以来国联联合国非洲联盟等组织所维护的和平，当有战争危险时，不再寄托希望于国联，应当积极扩充军备，防止敌人入侵.这个就会成为历届埃塞政府的对外政策 但是埃塞又加入了国联、非洲联盟.这就是他的外交行为.他是通过国联等组织，与别国经济合作，发展本国经济.所以这就是一种外交行为.
所以外交政策和外交不在一个定义上. 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完全不同.政策是一种原则，或者理论和指导，是为本国的外交行为设定了一个方向.而外交，则是达到外交政策的要求的一个手段.
语言有点乱了，换成国内的就很好理解了.就比如说，今年咱们国家政策是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军事实力的提升.OK这个就是一个政策了，也可以说，是一个方向.而降低个人所得税、商业税，免除农业税等行为，就是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这一要求.然后把大笔大笔的钱去和俄罗斯买军备，就是达到提升军事实力的要求.区别就在这里.
其实楼主的问题里，自己已经解答了，实行外交政策的工具，没错，政策是方向，而外交，则是工具.
‘玖’ 美国施展霸权外交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所谓的霸权外交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武力、利用国际组织、单方面行动等。
‘拾’ 美国是怎样把人权理念转化成公共外交工具的
《完美的幻觉：美国政府是如何选中人权外交的》（美国大都会出版社，2010年）一书首次披露了美国政府如何转化人权理念，巧妙利用人权武器对外开展公共外交的。该书作者詹姆斯·派克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美国外交关系学者。他的结论是，美国官方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运动理念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美国官方高举人权旗帜，其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权推广自己的全球战略。
美国所谓的人权出发点不在于人的权利，而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作者指出，就美国政府而言，推动人权运动发展的历史动力更多的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意识形态考虑，而不是对人权的深度良心发现。在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人权变成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话语权。
在派克之前，还没有学者深刻地研究过人权和美国外交的关系。派克认为，一方面美国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保护弱者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利益。这两者的结合正是人权发展的根源。当人权领袖在呼吁国际人权保护时，华盛顿正在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其冷战行为，而人权则是一个难得的武器。到底两者是谁影响了谁呢？人权运动的领导人坚信，是他们的行为推动华盛顿接受了人权事业，然而，事实却是华盛顿巧妙地利用人权理念推行其政治信仰。华盛顿政客们眼睛里的人权活动与国际和平运动、削减武器、禁止核武器扩散根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华盛顿控制了人权的话题和议程，从而在冷战时期就灵活机警地偷换概念和理念，创造名词和术语。
派克认为，今天面对全球力量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和人权领袖们无动于衷。但是，随着旧的国际秩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权问题。而对人权的任何重新认识的关键障碍是人权运动与华盛顿的密切联系。除非人们彻底改变思考方式，人权运动将继续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的一个工具。
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万能法宝
本书第二章的标题是“卡特时代：美国外交政策找到了一个心灵。”这句话来自于卡特总统在1978年12月的一个讲话。在一年前他的就职演说中，卡特曾经三次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这比其所有前任在就职讲话中使用这个词汇的次数总和还多，这表明自从把“反共”确定为美国外交基础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第一次出现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改变。美国政坛不论左右，一致赞同卡特的提法，甚至认为“这是自从独立战争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真正的意识形态观。”
卡特的“人权”外交绝不是对侵越战争的反省，而是要“让美国再次成为各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作者写到，“高举人权旗帜就可以不必再反省美国在越南的行径。”难怪卡特的撰稿人说：“人权政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法宝。”在作者看来，越是刻意强调什么，越说明是要刻意掩饰什么。美国在越南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虐如摧毁庄稼和森林，强制民众搬迁，轰炸平民，实施“凤凰计划”以及美国支持的在智利、危地马拉、菲律宾、安哥拉等地实施的军事暴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亚国家的秘密渗透活动越是遭到揭发和批评，美国政治家越是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其人权理念，以粉饰其形象。
美国政府意识到人权是攻击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如果说在冷战初期“自由”还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那么这时的“人权”成为全面自由的代名词。就在这时，美国政治家意识到一个社会人权的改善同其经济条件关联密切，于是他们在讲话中淡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尽力突出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就曾经写道：“卡特政府以任何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苏联发起了意识形态战争。”具体办法就是“在苏联人眼中攻击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全力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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