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麼是公共資源配置
為一定社區的人們共同擁有的財產，稱為公共財產，是用於公共服務的資源。它在名義上是每個人都享有的財物，但實際上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得到它、佔有它和使用它。公共財產作為公共物品，是由公共財政支出的，其來源是納稅人的稅收。因此，每個公民都有享有的權利，但它不是單個個人所購買的產品，故只能作為公物存在。
作為公共管理內容的資源是有特定含義和范圍的。一般說，為一定社區的人們共同擁有的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都屬於公共管理資源的范疇。這些資源，在名義上是每個人都可以享有的財物，但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佔有它。這些資源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公共設施、公共信息、公共企業以及人力資源等。 將這些屬於全體公民的資源合理的分配就是叫公共資源配置
② 公共場所怎樣管理分配公共資源（如公園里的羽毛球場，大學裡面的圖書館座位等）
先佔先得，隨後的輪候問題要看各人風格。
③ 公共資源配置方式中一直看得見的時候是市場化配置嗎
其實呢這種方式呢也是難得一見的，所以說，你對我們來說，對於公共資源的配置好像回歸市場化，才能有效地整合資源，有所有的資源，平均分配讓所有人都能享受這樣的社會。
④ 合理分配資源的原則是什麼
法律分析：一是必須有利於促進資源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是必須堅持市場化原則，還原其商品屬性
三是必須服務於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
四是必須兼顧民生性，兜住民生底線。
五是必須統籌兼顧、配套推進，避免單兵突進。
法律依據：《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 第二條 基本原則:
一，問題導向、分類施策。針對政府配置資源方式單一、行政性配置手段較多的突出問題，堅持從體制上改革突破，構建科學、合理、規范的公共資源配置長效機制。根據各類公共資源的不同情況和特點，分類分領域創新資源配置方式。
二，提高效率、促進公平。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更加註重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拓展競爭性配置的公共資源范圍，以資源配置方式創新推動實現公平配置基礎上的效率提升，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公平分享公共資源收益。
三，平台整合、信息共享。整合分散設立的各類公共資源交易平台，立足公共服務職能定位，完善管理規則，優化市場環境，著力構建規則統一、公開透明、服務高效、監督規范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體系。依託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加快推進交易全過程電子化，實現交易全流程公開透明和信息共享。
四，依法依規、創新監管。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著力健全規劃、產權、監管等各方面制度，推動各類公共資源依法依規、公開透明配置。嚴格區分政府資源配置職能和監管職能，創新資源配置監管方式，實現對公共資源配置的動態和全程監管。
⑤ 張占斌：城鎮化涉及公共資源怎麼合理配置問題
以下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論壇演講實錄： 圖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李文傑：我們在這里能碰到您，也是您能多再加一把力，我們現在北京周圍的這個城市，這幾個城市的房子都不太好賣，如果您能真正促進環首都經濟圈真能均衡化發展，對我們這幾個城市的行業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強心針。 張占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源的分配，是我們這些年改革的一個重點話題，下一個十年對公共資源的分配，市場化改革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這里頭涉及到很多復雜的問題，中央把城鎮化作為我們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大戰略來看待，而且也是被輿論界普遍認為是未來支撐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且也是內需的最大動力所在，所以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城鎮化這件事情做得好、做得有質量、不離譜，這個可能對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這裡面就涉及到一些公共資源怎麼合理配置、合理改革的問題。 我也注意到中央領導和有些學者也在講，改革是我們最大的紅利，我想把城鎮化這個最大的內需和改革這個最大的紅利怎麼結合起來，來系統研究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我覺得是一個大的問題。特別是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可能還需要有更好的頂層設計，包括地方的基層創新實踐，我說這兩件事情結合得好，我覺得可能對於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由於時間關系，很難就某一個具體問題展開，但是我想城鎮化這件事情，在中國意義重大，把它辦得好、走得好，對中國人來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我們講新型城鎮化，就是要強調我們城鎮化和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同步協調推進。同時我們這個城鎮化也是一個生態文明下的城鎮化，要走低碳、節約、集聚、綠色的城鎮化，幸福中國、美麗中國的城鎮化。 另外我們說確實是這個城鎮化涉及到一個人的問題，我們共產黨搞了這么多年，最關鍵的還是要把人民群眾最重要的事情解決好。現在大約有2億農民在城裡，還有大量的創業者在這夢想在城裡創業的人，也沒有解決戶口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下一步應當說既是我們的差距，也是我們下一步的潛力所在，把這個潛力解決好了，涉及到很多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共資源的配置，應當說在這方面應該有更大的力度和改革的決心，否則城鎮化在進展中可能也受到很大的阻礙。 我想這件事情可能對下一步很重要。
⑥ 公共資源分配中什麼是合理的差別對待
合理的差別對待指的是根據實質上的平等原則，在合理程度上所採取的具有合理依據的差別。
主要的幾種類型有：
根據年齡、生理、民族差異而採取的合理差別。
根據經濟上能力以及所得差異而採取的稅負合理差別。
特定職業主體的特別義務和特別權利限制。
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的標准時，當一種資源的任何重新分配，已經不可能是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好，而不使一個人的境況變壞。
換言之，社會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如果資源在某種配置下，不可能有重新組合生產和分配來使一個人或多個人的浮力增加，而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減少，那麼社會就實現了資源的最優配置。
⑦ 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是什麼意思
即通過轉讓集體共擁有的資產或權益，獲取的收益由集體成員共享！
⑧ 政府對公共資源的如何經營管理以及社會資源如何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合理配置
根據經濟學原理，政府需要通過設置合理的分配體制，解決社會的公平問題。盡量減少貧富差距，同時提高經濟運營效率！
⑨ 稀缺資源怎樣分配才合理
1、價格機制是最有效率的機制
在現代社會中，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是最為常見的分配稀缺商品的機制。同時，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也是最有效率的機制。由於人們對同一商品的評價不同，因此願意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同。評價高的人，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而評價低的人就只願意付出較低的價格。
通過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可以讓這些商品分配到對它們評價最高的人手中，從而實現稀缺資源的某種社會「最優」配置。關於這種社會最優配置，更學術性的表述是：在均衡狀態時，不可能在沒有使任何他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境況變得更好，這即為經濟學中有名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僅僅遵循帕里托效率的原則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也追求其他的什麼目標，最常見者，例如公平。價格機制非常有效率，但卻不一定公平。由於先天或者其他原因，人們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分化，從而人們所能支付的價格就存在很大差異。
因此在價高者得的分配機制中，稀缺商品可能分配給了有錢的，但是對這一商品評價並不是最高的人手中；而那些對這些商品評價非常高的人，卻可能因為沒有錢，而無法獲得這些商品。這里隱含了一個假設，即兩個不同的人的主觀效用評價是可以比較的：窮人的一塊麵包和富人的一塊麵包可以帶來不同的滿足感。
越是必需品，分配的公平感越重要，因此越有可能存在其他「更優」的機制。如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如果純粹根據價格機制來分配醫療和教育資源，可能生小病的人受到了較好的醫療服務，不夠聰明的人受到了較好的教育；而生大病的人卻享受不起優質的醫療服務，聰明的人可能受不起優質的教育。
因此除了價格機制，人們還常用其他一些機制來分配稀缺商品。常見的有配給、排隊、抽簽等等。當然這些機制的存在，皆因為有權者（主要是政府）對商品的出售價格設置了上限，否則價格機制將自動發揮作用，實現有效率但不一定公平的分配。餘下，我們一一簡述這幾個常見非價格機制的優劣。
2、配給機制，非常適用於非常時期
配給制是非價格機制中常見的一種機制。前蘇聯和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曾利用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在全國大部分資源配置上都採取過這種配給的、計劃的分配方式，例如，糧票、菜票，等等，不一而足。實際上，配給制並不是完全一無是處，在某些條件下也可以使得社會資源分配更加公平。
特別是在地震、災害等特殊時期，這種以強制性為後盾的配給制，可以保證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而不至於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因此即便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已經被拋棄，但我們仍可以在很多場合看到配給制的影子。
例如在地震、災荒等非常時期，如果有人違背這種配給原則，採取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出售生活必需品，他必然會受到道德譴責。
這種行政分配機制，在地震、災荒等特殊時期，可以採用，但長時期施行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商品稀缺的固化。此外，這種行政分配機制的另一個明顯缺點是擁有分配權的人無法知道不同的人對稀缺商品的主觀評價，因而無法將這些商品分配給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實現物盡其用。特別是在日常時期，這一點缺陷顯得更為突出。
一個可改良的辦法就是在資源配給之後，允許人們根據市場機制自由交易這些商品或其憑證。在自願交易下，這些商品可以根據人們主觀評價的不同，實現進一步優化配置，從而改進效率，增加社會總福利。只要是自願發生的交易行為，一定會同時改進交易雙方的效用（不考慮短視等因素）。
3、排隊機制在人們社會觀念中根深蒂固
價格機制和政府配給之外，另一個分配稀缺資源的方式是「排隊」。由於商品供給者（或第三方干預者，主要是政府）對商品的出售設置了價格上限，因此在該價格水平上，需求遠超供給，引發「排隊」現象。這在現實社會中非常常見，餐廳排隊、醫院排隊、銀行排隊、春節購票也要排隊（線上線下皆如此）。
排隊使得對該商品評價較高，但支付能力更弱的消費者，可以通過付出更多的排隊時間來獲得該商品（窮人排隊的時間成本要低於富人）。相對於價格機制的「價高者得」，排隊實際上是「先到先得」。而「先到先得」這種佔有資源的方式其實在人類演化史和所有權起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些情形下，如果一人「先佔」了某種資源，且一段時間內無人提出異議，那麼該人就獲得了該資源的所有權。相對於依賴市場的價格機制，和依賴政府的配給機制，排隊機制實際上依賴的是社會習俗。因此，排隊機制在維持社會正常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於人們會將不按照先到先得原則而插隊的人視為缺少社會公德。
不過排隊也有自己的缺點。排隊花費了時間，但卻沒有創造價值。這一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租值耗散」。從而，為節省或者獲得這些被浪費的資源，又有很多制度創新涌現。舉其小者，餐廳、銀行的「叫號」制度就是節省了排隊者的成本。
排隊者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去做一些其他有價值的事情，而不用擔心其依賴「先到先得」習俗獲得的優先權會喪失掉。消費者獲得效用改進的同時，商家也因為人性化的處理贏得了商譽，這些都可以視為重新獲取了本來會消耗在排隊中的租值。
此外，「黃牛黨」的產生，實際上也是為了攫取這些被耗散的租值。黃牛黨首先付出了時間和金錢，批量購入了車票，然後就按照供求關系，在車站外靈活應變，不斷地調整價格，以求在最後一刻把所有的車票出手，因而原本用來排隊的成本就被黃牛黨所攫取。
但是，黃牛黨往往內外勾結，形成壟斷票源後就大肆提價，因此嚴重干擾了資源分配機制的正常運作，從而為社會道德乃至法律所不容。
當然，為減少「租值耗散」而涌現的技術創新也不一定都是公平的。例如，火車票網路售票，由於黃牛黨等的干擾，價格管制產生的稀缺火車票的排隊分配模式實際上已經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了，因此網路實名購票應運而生，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當然，在2014年春節期間，技術黃牛黨再次死灰復燃）。
但這一技術創新又帶來了新的不公，資源分配規則由排隊中的「價格+排隊時間」，演變成了此時的「價格+網路技術+運氣」，那些不熟悉電腦，沒有網路支付手段的農民工，顯然處於新的嚴重不公之中。
4、無法解決抽簽對象的抽簽機制
為了減少稀缺商品非價格分配時無謂的「租值耗散」，抽簽制應運而生。特別是信息技術出現後，使得抽簽制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推廣。這其中，北京的車輛牌照抽簽制就是一個典型。由於大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因此各城市都會對每年新增車輛牌照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導致汽車牌照成為嚴重稀缺的資源。
與上海根據價高者得的拍賣機制不同，北京就採取了搖號抽簽制來分配汽車牌照，成為兩種分配機制的鮮明對照。此外，在新股發行、保障房分配、奧運會門票分配等情形中，都可以看到抽簽制的身影，有人甚至建議春運火車票購票都應該採取抽簽制。
顯然，以拍賣機制分配稀缺的汽車牌照資源避免了無謂的租值耗散，並且拍賣所得資金還可以用於修路、保護環境等。
但由於城市交通是公共資源，因此純粹的價高者得的拍賣機制其實是不公平的。能夠支付這些費用的人就可以享受城市交通帶來的便利，而無力負擔的人就不能享受，盡管他們可能已經為城市的交通建設繳納過稅收。抽簽制則保證了公平，且如果不考慮抽簽成本，也避免了社會資源的無端浪費。
但機械的搖號抽簽機制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因為跟行政分配、票證制一樣，這種分配機制沒有考慮到不同的人可能對同一商品的主觀評價和需求存在不同，而沒有使得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購車者的具體情況不同，如家庭與單位之間的距離、從事工作的性質、個人健康程度等，都決定了不同程度的購車需求，而對此，抽簽制只能視而不見。
一個可改進方式就是允許抽簽後，抽中者可以根據市場機制對稀缺資源進行二次調節分配，以便評價高的人可以獲得該商品，而評價低的人則可以賺取其他分配機制中被無端耗散的租值。然而，在現實中，抽簽制的設計者很少允許人們在抽得該稀缺資源後進行自由交易。
原因在於這種改進後的額外收益被抽中者獲得，而不是設計者。此外，如果一個人得到了該稀缺商品，卻又不需要，而轉讓出去賺錢，則說明他可能本就不該屬於抽簽的范圍，進而動搖了這種機制的設計初衷，因而遭到設計者的反感和限制。
5、陷入悖論的價格+補貼機制
當然一些市場派經濟學家從來就對這些非價格機制不滿，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通過價格機制來分配稀缺資源，但可以通過其他補充機制來彌補價格機製造成的不公。例如，由於春節期間，中國人回家的意願非常強烈，因此一票難求現象持續了很多年。
一些市場派經濟學家就認為，可以通過提高車票價格來使得車票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而基於維護公平感，則可以在提高火車票價的同時，給窮人發放貨幣補貼。
類似建議不僅僅出現在春運火車票購票時，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還建議擁堵費要自由浮動、電價要自由浮動、房價要自由浮動，並給予那些經一定程序被認定為值得補貼的人以貨幣補貼，並認為這一機制比配給、排隊、抽簽等非價格機制有效得多。
然而，這個建議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發放補貼等於使分配稀缺資源（的貨幣等價物）的權利轉移給了有權者（主要是政府）。即便我們不考慮有權者獲得分配補貼的權力之後，如何避免徇私舞弊、貪污腐敗（這實際上是市場派經濟學家對非價格機制的最重要質疑之一）。
但其中的悖論我們也不得不注意：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一方面認為在任何場合下都應該由價格機制來分配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有權力進行二次收入調節：給買不起火車票的人補貼，給買不起房的人補貼等等。
再如引起廣泛爭議的「住房限購令」，一些人反對行政性限購令，但不反對開征房產稅，認為前者就是非市場調控手段，後者就是市場調控手段。然而，後者是通過價格機制對住房資源進行一次調節，同時通過徵收到的稅收補貼窮人或者建設保障房，進行二次調節。
但是，如何征稅，如何補貼窮人，如何建設和分配保障房，這又會涉及到政府自由裁量權的發揮。究竟是一次調控好，還是二次調控好，其實並無一定結論。當然征稅還有將存量房逼入市場的作用，如果多套房擁有者眾多，則影響可能不同，這是另一個問題，另當別論。
⑩ 六城實際人口超2000萬 中央定調轉變公共資源配置方式
除了常住人口，實際管理人口也是一座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重要體現。尤其是不少大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
數據顯示，目前包括北上廣深、成都、重慶等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均已超2000萬，不少強二線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超過1000萬。這也對城市公共資源如何合理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城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
今年的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作為實際管理服務人口超過2200萬、流動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作為四通八達的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家對外交往中心之一，廣州經受了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
這是廣州首次披露實際管理人口，此前各地公布的一般是常住人口。根據廣州市2019年統計公報，到2019年末，廣州市常住人口達1530.59萬人，較上年末增加40.15萬人，年末戶籍人口達953.72萬人。
也就是說，廣州實際管理服務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近700萬人。其中的差異在於，通常來說，常住人口是統計部門的數據，統計的是居住時間超過半年的人口數量，這一數據沒有涵蓋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商務出差、旅遊、就醫等人群。但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這一類短期逗留的人口往往相當多。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常住人口和實際管理人口是兩個概念，相比常住人口，實際管理人口包括了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短期到廣州出差的人，只逗留幾天，幾天後又有其他人來廣州出差，這部分群體就是實際管理人口。」
作為整個華南地區政治、文化、商業、教育、交通、醫療等中心，廣州日常有大量的短期逗留人口。以醫療為例，廣州的全國百強醫院數量僅次於京滬，華南地區不少疑難雜症病患都會選擇到廣州就醫。
在廣州越秀工作、老家海南儋州農村的林先生說，村裡時常有村民到廣州來就醫，「因為海南整體醫療較為落後，很多病在海南看不了」。
另外，作為千年商都，廣州吸引的商業客流數量龐大。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州有全國最發達的商貿專業批發市場，有大量的從業者、外來采購者，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停留。反映在地鐵客流上，這部分群體是不用趕上下班高峰的，因此廣州地鐵的上下班高峰期客流可能不如北京、上海，但在非高峰期，客流強度超過了京滬。
除了廣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也超過了2000萬人。今年5月，深圳市官方透露，目前深圳實際管理人口約2200萬人。而根據2019年深圳市統計公報，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343.8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萬人，其中常住戶籍人口494.78萬人。也就是說，在深圳短期駐留的人口高達九百萬人左右。
另外，目前深圳常住戶籍人口不到500萬人，占實際管理人口比例僅為22.5%。也就是說，走在深圳大街上，每5個人中就有4個非深圳戶籍，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呈現明顯的倒掛現象。
同樣，成都的實際管理人口也邁入了兩千萬級。據媒體報道，目前成都實際管理人口達2100多萬，而去年成都的常住人口為1658.1萬人，可見成都實際管理人口比常住人口多出了400多萬。
除了廣深蓉三城，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000萬大關的至少還有北京、上海、重慶三個城市。盡管京滬沒有公布實際管理服務的人口數量，但這兩個城市目前的常住人口都已經超過了2000萬大關，若加上短期駐留人口，甚至可能超過三千萬人。以北京為例，早在2014年就有報道稱，每天有70萬人在北京看病。
重慶的常住人口超過3000萬人，不過考慮到重慶總面積達8.2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因此作為城市統計的話，主要還是考慮主城區的人口規模。今年5月，重慶主城都市區工作座談會發布消息，重慶主城區要擴容，構建一個更大的「主城都市區」。擴容之後的「主城都市區」將包括原主城9區，以及渝西地區12區，共21個區。主城都市區面積、常住人口、經濟總量分別達到2.87萬平方公里、2027萬人和1.8萬億元。
除了這六個城市，其他一些強二線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也超過了1000萬人，甚至在向2000萬人邁進。以電商之都杭州為例，盡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剛剛突破千萬大關，但今年2月杭州官方透露，杭州在年前的實際管理人口達1600萬，春節期間500萬人回去了，剩下1100萬人留在杭州。
同樣的，今年1月，武漢市長周先旺表示，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目前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900萬人留在城裡。也就是說武漢年前有實際管理人口1400多萬人，這比當前武漢的常住人口多出了300萬。
按實際管理人口配置資源
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這一現象，蘊含著諸多深刻的意義。
一方面，大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遠超統計部門發布的常住人口，這說明，我國人口的大城市化程度、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人口外流可能比統計數字更多。
另一方面，實際管理人口中包含大量短期駐留人口，這部分人口的公共服務資源配套也很值得關注。這些短期駐留人口雖然大多不佔用大城市的教育和社保資源，但他們給城市醫療、交通、居住、社會管理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大城市未來應該以實際管理服務的人口作為標准，來實施公共資源的配置。
今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提出「要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的要素市場，推動公共資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級配置向按實際服務管理人口規模配置轉變」。
意見中的這一表述，對城市的優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可推動外來人口流入較多的城市加快補齊公共短板。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城市規劃建設、綜合承載力所採用的人口指標是按戶籍人口來計算的，現在則主要是按常住人口計算，但離真正滿足人口實際需求仍有不小的距離。
比如從2018年每萬人擁有衛生機構的床位數來看，東莞僅為37.1張，深圳這一數字也僅為38.1張，跟重慶（71.1）、武漢（86.5）、成都（87.6）、鄭州（96.7）等城市都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東莞和深圳等外來人口流入較大的城市亟須補足公共衛生領域的短板。
牛鳳瑞告訴記者，人口是城市規劃建設的基礎，只有按照實際管理人口計算，城市的規劃建設、綜合承載力才能滿足真正的需求。如今大城市的基礎設施短板主要是城市公共資源、公共設施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城市管理者必須考慮實際管理人口，否則城市的短板就會一直存在。
根據此前發布的《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18-2035年)》，到2035年，廣州將建成國際大都市，常住人口規模在2000萬人左右，按照2500萬左右管理服務人口進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
與此同時，當前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推動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實際管理服務人口來配置公共資源，有利於提升這些中心城市輻射和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能力，更好地發揮中心城市應有的帶動作用。
通常而言，在大城市短期駐留的人口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周邊地區、周邊省份，擴大中心城市的服務能力，有利於這些地方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進而提升整個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